钱穆的 “容”与“化”

口祁文斌

钱穆是中国近现代声誉卓著,百年难遇的国学“一代宗师”,而“后起之秀”李敖则是风靡一时的文化巨子,然而,这两位年龄相差极大的英才俊杰,却发生过耐人寻味的碰撞和过往。

1952年6月15日,正读高二的李敖在同学徐武军的引见、陪伴下,于台中存德巷1号,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钱穆(当年,钱穆因为应邀在淡江英专讲学时意外受伤,到台中居留休养)。为了有的放矢地耳提面命,当时,李敖还特意带了一本自己写的读书札记《李敖札记》第2卷,请钱穆指正。“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

谈话间,李敖向钱穆请教治学方法,钱穆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应当以古书原文为基础为主导,免受他人成见的束缚。

李敖在小学时期就已知晓钱穆的大名,他看过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史丛刊》,上面刊载有钱穆的《孟子研究》。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钱穆作品。

1952年,李敖家住存德巷13号台中一中宿舍,往返学校几乎每天要经过钱穆所在的存德巷1号。但此后,李敖便没有再进去过。需补述的是,在李傲的一生中,1952年6月15日那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与钱穆“面对面”。后来,当李傲再次看到钱穆时,是在其去世前不久,李傲“去故宫博物院,远远的望见了他”。那时的钱穆“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而李傲没有趋前问候。

1953年4月14日,“好学肯问”的李敖给已经返港的钱穆写了一封信,质疑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几处“错误”。大意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44页第7行云:“第四个地方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令始驰,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史事,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2页中,却有如下的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尊著《国史大纲》第3页第11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不久,李敖收到了钱穆的回信,还有赠书。信中,钱穆细致地解答了李敖的疑问。

钱穆的回信用钢笔写得工工整整,以“李敖学弟如面”题头。除答疑之外,信中写道“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殷殷期盼之情,无有不妥。此后,钱穆还给李敖按期邮寄了连载其《论语新解》的香港《人生》杂志。

众所周知,李敖的狂傲“名扬天下”,少有人能免于其口诛笔伐。此后,声名日盛的李傲对于曾给过他教诲的钱穆也逐渐不屑。“迂腐”“曲学阿世”“全然无耻”等贬损之语频出。时间长了,有些话便传到了钱穆耳朵里,起初,钱穆总是刻意回避,默不作声。而各种议论已纷至沓来,沸沸扬扬。1985年10月,《联合报》刊登了一篇有关钱穆的访谈,其中,年逾九旬的钱穆说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这或许是钱穆对于外界的过多关注,以及类似李敖那般恶意攻讦和谩骂的一种间接回应。

对于钱穆,骂归骂,但有一点,李敖还是心悦诚服的。他为钱穆延迟多年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抱不平；钱穆去世的翌日,忆及往事,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一文中写道“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世事纷纭。直面人际间浮尘般的嫌隙和积怨,钱穆用自己独特的“容”与“化”,做出了恰当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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