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自由》编辑手记 ◎俞熹

20世纪40年代初到1960年在纽约召开过一组影响深远的科学会议，作为一系列跨学科的盛会，它们邀集了来自数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学、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最顶尖的研究者。议题同样涉猎广泛，但其中最为突出的，乃至占据了1946年至1953年间十次会议核心的，便是控制论——正是在此期间的1948年，这个名字由维纳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中正式地提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论所捎带的那种“一切就此不同”的讯息，是它在不同身份与会者心里激发出的兴奋和期待，促成了这组会议的盛大延续。一个小小的巧合是，这组会议也是由一个梅西基金会所资助，因此被称为“梅西会议”。

英籍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在1973年的梅西讲座上提出了借助于控制论来检视乃至改造我们的社会系统的想法。这一时间点在今日看来似乎有些遥远，它却又是那个对开拓控制论应有的无限可能仍怀抱热情的时代的尾声。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热情已渐近冷却。这并非因为控制论本身的无效，而或许更多地由于它的过度庞杂——许多由控制论衍生的研究支线规模已经大到足以支持自身的自主发展——随后则又被人工智能夺去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经费）资源。

相比之下，比尔的分析框架其实是简约明晰的。作为管理控制论领域先驱，比尔借助的核心概念是“阿什比多样性法则”——多样性吸收多样性。具体而言，对社会系统来说，维持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有良好的反馈机制和足够的灵活度，使它能够及时应对不断产生的变数。当然，它还有另一些选择，比如抑制变数的产生、比如用僵化的模块和静态的数据来简化实际问题、比如用滞后的反馈来制造逃避，在比尔看来，这正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正在采取的办法。至于那些原本能够用以解决麻烦的新工具，却总是被用在了制造麻烦上。就这样，这个外表精密无比的系统因其错误的运作方式而成为制造、压迫、夺取的庞大机器。更加糟糕的是，它是致力于生产自己的活力系统，其内在目标便是自身的生存，而非每个人的福利。这种自我维护的内在倾向使得它既严重失衡，又似乎坚不可摧。它在每一个危机时刻允诺做出改变，“只要不涉及实质的改变”。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在填补系统的裂缝之上，只是为了这些裂缝的再次出现，而自由本身在此过程中日益遭受侵蚀。如比尔所说，“自由就是这样失去的，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旨在遏制自由的系统的产出……我们奢谈繁荣的增长，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暴政、战争、酷刑和压迫这四件可怕事件的增长却更为真实。”

比尔因此呼吁，系统的再造刻不容缓，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将科技归于大众，让它们真正成为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有效工具。在比尔看来，在一个真正释放的社会，社区应当是开放的，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教育、卫生、福利等各种社会服务，接受或拒绝当地创新者的举措；学生（每个人都是学生，一生至死）应该自由组织自己的学习。

这些呼吁也并非虚无缥缈的纸面宣言。在管理控制论的问题上，比尔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1971—1973年，他受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之邀前往协助建设计算机网络工程，用于构建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国民经济的管理。项目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就在1973年，它随着阿连德在政变中遇害而终止。因此很遗憾的是，项目的实际效果未能得以检验，但它不失为一次大胆尝试。

应该说，引起这类研究自觉的不只有认知方式上的进步，还有危机迫近的巨大焦虑。我们的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见也不可测的庞然大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抗已然转换为不知不觉间陷入的债务压力、种族灭绝或核武的威胁。比尔痛心疾首于科学正被用来摧毁人类，而这样的危机感在加速涌现的技术包围之下只能说更为深重了。无须赘述更多实例，因为这里的重点在于，相比应对一个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它们是如何被产出的？于是，就像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在争取科学为自身权益所用的道路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正是用好那个能够借以发现结构问题的科学工具。而认识问题，是我们朝向那个“现在就可以要求的未来”的第一步。

《设计自由》，[英]斯塔福德·比尔/著，李文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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