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疗服务 ■郑渝川

我在中国当医生作者：【英】朱知梅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朱知梅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移居香港，1973年考入香港大学医学院，1980年-2012年到英国工作，出任血液科顾问医生及教授、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并当选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病理学学院院士。朱知梅教授2012年受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邀请，到该院任职至今。

《我在中国当医生》一书是朱知梅教授的自述。他本人长期在代表欧美医疗服务模式的英国医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执业经验、研究心得的同时，也打下了英国医疗体系的深深烙印，对欧美医疗服务模式的优势和弊端认知十分深入。所以，当他开启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任职历程后，就必然会将中国内地的医疗服务体系与欧美模式进行对比，得出诚恳公允的判断。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立的医疗机构。香港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887年，孙中山先生曾在该校就读。香港大学医学院在香港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享有盛誉。深圳市之所以引进该院创办分院，目的是补齐深圳市医疗服务的短板，满足深圳市民需求，并减轻深圳等地外地患者流入广州就诊对后者医疗机构形成的压力。

朱知梅教授在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职时，草拟了一个“该做”、“不该做”的清单。书中指出，不同的医疗服务体系、模式，不同的社会背景，都有各自的特点，尤其要避免那种傲慢的先入为主态度。英国医院尤其是顶级医院在医学研究、医疗临床一些领域具有优势，但也有相当多的缺陷，朱知梅提醒自己不能“单凭个人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印象而非按事实来做判断及发表意见。”

如何看待中国内地的医疗服务体系？首先，朱知梅意识到，在中国不同地区，医保服务的保障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目前也在缩小。中国内地为全民提供的医疗保障正在一步步提高。“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效率超越、实力雄厚、质量优良的医疗系统，这个系统的发展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显著。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改革和转变，中国的医疗服务将会继续进步。”

第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现阶段还没有财政能力完全包揽全部医疗服务，这就为民营医疗服务创造了空间。中国民营医疗服务的水平近年来也在提高之中。

第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仿效中国内地其他公立医院那样，每个专科每周一到周六的全天开诊，每天可接待6000多名门诊患者，患者轮候时间很短，由此医院急诊室的压力大大降低。朱知梅说，在英国，等候专科医生诊症，往往需要等候数星期甚至数月。

第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引入了中国内地其他公立医院的数字化服务经验，患者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交款，还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提取检验报告，这也比英国医院门诊部依然通过排队缴款、纸质标签提取检验报告等方式更高效。

第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每个科室病房在午饭时段、晚间、周末都有医生当值，还有护士提供服务，交接程序清晰——而这同样是来自中国内地其他公立医院的经验。在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医院，通常只有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才有类似严密的医护交接手续。

第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病历记录采用综合临床信息技术系统归档，记录质量优良。这不但有助于清楚地界定医疗事故责任，而且也能加快患者转诊、同院会诊的效率。这也是中国内地其他许多三甲医院的通行做法。朱知梅指出，在中国香港以及英国，基本上没有医院达到过这方面的管理水平。

朱知梅对于中国内地医院的抗生素处方管理等做法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也指出了中国内地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民众的健康医疗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一些医院过度使用静脉输液，一些患者在获悉诊断结果后，其家属首先考虑的是将患者转入“更好的”专科医院诊治，这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导致了错失诊治、手术的最佳时机；再比如，许多患者错误地形成了医疗服务“消费者”的心态，将医疗护理看成是交易、消费等，朱知梅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医疗改革进程中得到有效解决。

《我在中国当医生》书中还从朱知梅这样一个典型的西医的视角，探讨了西方传统医学、中医、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指出“西医与中医实在不应互相排斥，而应扩大彼此的临床应用范围。”书中对于今年以来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内地的有效应对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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