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被抑郁症吞噬的大学生

实习记者 赵兰溪 顾嘉琪记者 杨舒鸿吉

编辑 刘素楠

（一）

“爸，妈，你们快来救救我！”摔落在地板上的子桦发出了一条消息。

2016年10月，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把衣服拧成绳子，试图上吊自杀。进行到一半时，她突然不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及时抓住衣柜的门把手，发出求救消息。

大二刚开学不久，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在子桦脑海里徘徊了两三个礼拜。周围的世界似乎都跟她没有关系。每天晚上睡不着，她便花上几个小时盯着天花板，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找不到答案，她想到了死，不停在网上搜索哪种死亡方式的痛苦最小。

子桦来自浙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望女成凤，家庭氛围严肃。子桦曾问过父母，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读书”。

高中时，子桦曾获全国生物竞赛二等奖，而后通过自主招生，于2015年9月进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生物科学精英班。

生物是她最喜欢和擅长的学科，但是没想到，大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完美。除了生物，子桦还要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即便是生物课上，也有很多实验内容她并感兴趣。重新审视学科兴趣，她发现自己其实只喜欢解剖课。

她没有想过换专业。面对生物精英班高难度高强度的课程，达不到想要的成绩时，她感到特别难受。她说，自己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

“还有缺乏学习以外的兴趣爱好，”子桦说，“如果有兴趣爱好的话，也许就会多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慢慢地，她开始失眠。夜里睡不好，白天上课犯困，更加听不进去。学习成绩下降，又导致失眠更严重——如此往复，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连吃饭也受到了影响。她感到胃痛吃不下饭，进食就像是完成一种仪式，吃一点就会吐出来，两个礼拜体重暴跌十几斤。还有莫名其妙的反胃，一想到要回学校就开始呕吐。

那时候，她眼中的世界是黑色的，黑色的抑郁沉沉笼罩着整个世界。

丘吉尔曾说：“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此后，黑狗（blackdog）便成了英语世界中抑郁症的代名词。

2015年深秋，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子桦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想开点就好了。”父母这样劝子桦。

其实，她不是家族中首位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子桦说，在父母眼中，抑郁症不是一个大事情，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病是矫情，是故意说自己心情不好”。

很长一段时间里，子桦不敢也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抑郁症病人。听说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病”，她说：“我们从小说别人是’精神病’，不就是骂人的话吗？”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抑郁障碍包括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抑郁症、持续性抑郁障碍、经前期心绪不良障碍、物质/药物诱发的抑郁障碍、医学状况所致的抑郁障碍等亚型。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抑郁障碍的一种典型状况。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曾估测，全球范围内共有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遍布各个年龄组。从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抑郁症患者增加了18%以上。抑郁症是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残原因，是导致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重大因素。从成因上来看，抑郁症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抑郁症可导致更大的压力和功能障碍，影响患者的生活并加剧抑郁症状。

自杀企图和自杀死亡是抑郁障碍的最严重后果。《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一项大于10年的前瞻随访研究证实，抑郁障碍的自杀率为4.0%-10.6%。

“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2019年7月18日，贵州医科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王艺明在一个论坛上公开表示。同年7月24日，中国青年报在微博上发起针对大学生抑郁症的调查，在超过30万人次的投票中，超两成大学生认为自己存在严重的抑郁倾向。

大学生抑郁群体越发引起社会关注。

（二）

大学生程颖的抑郁症发病时间，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

高二时，程颖担任班级团支书。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原本应该由四个班干部组织的活动，最终只剩她一个人负责。那天，她在宿舍里崩溃大哭，什么事都做不了。后来，她再也不愿意当班干部。

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突然失控，在她的高中生活中成为了常态。

进入高三之后，学习压力使她的抑郁情绪达到顶点。“有一天爸爸开车送我上学，我忽然就想打开车门跳下去。”她回忆。

程颖害怕这个念头会成真，去了精神卫生中心就医。医生告诉她得了抑郁症，而且很严重。

确诊抑郁症之后，程颖反而愿意把这个情况告诉身边的人，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做出一些来不及挽回的事情，希望他们多注意一下。在课桌下，她用一把瑞士军刀刺自己的手臂。同桌收走了她的刀，依旧不能让她摆脱轻生的念头。

并不是高考结束了，压力就会消失。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曾表示，大学生的抑郁症高发与社会的内卷化是分不开的。

内卷，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现在很多高校学生用“内卷化”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

内卷化现象在重点高校及热门专业里尤甚。

尹雪目前就读于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类专业。她的专业课排名稳定在年级前30%，但她仍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同宿舍的其他三人中，一个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两个获得了一等奖学金，而她只获得了三等奖学金，“这让人很有压力”。

放眼望去，同学中不乏佼佼者。有两个学生四个学期每门课的绩点都是满绩，此外还拥有国家级立项科研。在这个专业，绩点直接对应了将来能去什么层次的公司，“每个人都是削尖脑袋去拼”。

尹雪觉得自己对课业的理解能力不够好，别人花一个小时就能搞懂的东西，她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弄明白。没课的时候，她就在图书馆自习直到闭馆。周一到周五全天近乎满课，她会提前完成作业，并参加课外竞赛项目。

如此努力仍然不够。尹雪还自学Python计算机语言，还提前准备考研的内容。“一旦闲下来不做正事而去放松娱乐的话，就会有很强的负罪感。”她说。

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她担心妈妈在她身上的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她时常想，如果妈妈把这些资源投入在另一个人身上，是不是会更有价值。她没有花钱消费的欲望，希望多挣点钱给母亲。“我想去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吃青春饭，差不多中年就会被开，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尹雪出国读书的计划。学习被按下了暂停键，她忽然觉得已经没有很强的意愿去做什么事了，生活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力气，但是又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干点什么事，但是身体动不了，这让她更加难受，又更加无力，随后她便自我唾弃。逐渐地，她开始失去食欲，心跳无缘无故加速，甚至有时候喘不过气。

2020年8月，尹雪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倾向”。在遵循医嘱坚持服药后，她的抑郁倾向仍未能改善，直到开学后又有新的学习任务，她才慢慢恢复了行动力。

（三）

在大二学生文音的逻辑中，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甚至比活着能解决得更好。

“我已经和抑郁症相处了五年了，我自己只把它当成脚气一样，它确实在困扰我的生活，但它也就那么回事。”文音说。

一般人得了“脚气”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文音有很强烈的表达欲，她不认为这是一种羞耻，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群体的真实状况。

文音幼时和母亲被生父赶出家门。父母离婚之后，父亲每个月支付300块钱抚养费。“本来只有100，后来我妈讨价还价才变成了200，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才涨到了300，而且他每次都绕过我妈把钱给我。”

在课堂上，文音是“捧哏”。周围人都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老师还将她视作正能量的典范。只有她自己知道同时感到极度亢奋和极度疲惫是怎样一种生活：“早上计划满满，晚上就想立遗书。”

2016年，文音在高一期末时头痛到不能思考，去了医院各个科室都没有查出问题，她悄悄地盼望自己是得了癌症。之后，她在精神卫生中心测出中度强迫、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

文音父亲的家族有精神类疾病病史，比她大六岁的表哥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已放弃他了。因此，文音父亲那边的亲戚不愿意承认她有抑郁症，认为得了精神疾病就意味着“完了”。

2019年，文音来到上海念大学。同年，她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双相障碍通常指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上大学后，为了消耗每天过剩的精力，文音买了毛线学织造，排满阅读书单。

难过时，她会去看黄片，不是为了感受刺激，而是为了感受人生的虚无。“他们好像是很快乐，但也就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所以一切（快乐）都会过去的是吧。”

每次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晒幸福生活，文音都会觉得他们太单纯，“被保护得太好了，没有实打实地见过苦难，所有对穷人的想象都来自书本。”文音想不通，为什么身边的人都能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生活，而她一想到世界上有些人连生存都很困难，就会充满负疚感。

每个月，文音都会省出一部分饭钱捐给公益机构。偶尔点了几十块钱的外卖，她会非常后悔。“我在干什么？把这些钱拿给他们的话，他们就能吃上饭。”

她甚至在看到轻奢广告时当场崩溃大哭。“为什么会有人把钱花在这种地方？真的有人都活不下去了，竟然还有人浪费这么多钱来干这种事！虽然钱是他们的，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拿去捐款不好吗？”

文音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筹划自杀。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顶望着楼下的时候，她在考虑跳到哪个地方不会太影响到楼下的人。

还没有给妈妈存够养老钱是阻止文音自杀的主要原因。每次一听说妈妈赚了钱，她都会“很开心”地想：“你有钱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死了？”但是转念一想，父母花了钱把自己养大，如果不能连本带利地“还债”给他们，至少要把本金还清。

文音如此规划人生：年轻时挣一大笔钱，然后英年早逝；如果挣不到钱，就买一份巨额保险，再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担心和别人产生了较深的情感后，就舍不得离开了。一旦察觉到自己和某个人的关系还不错，她就会很害怕，想要逃离，“反正不能跟人家有亲密关系”。

她有两位关系很好的朋友，每次三人聚会后，那两个朋友还会单独聚会。文音很珍惜这样的友谊结构，她觉得这样很好，很放心。“我哪天突然死掉了，她们两个也不会怎样。”

2019年11月的一个周末，文音独自在宿舍，动了轻生的念头。她给好友发微信：“你半个小时过后帮我收一下尸。”之后，就用腰带在床头试图自缢。她感到视线逐渐缩小，像电影里的雪花一样逐渐缩小，感官逐渐消失。

突然，腰带的扣子崩坏了。摔倒在地的文音大哭着又给好友发微信：“靠，死不掉了。”

文音说，活过来就不想死了，因为下周还要和两个同学组队考口语。“要死也不能耽误别人啊。”

（四）

抑郁症患者自身的病耻感，以及社会上整体对抑郁症以及相关精神疾病的轻视与污名化，使很多患者抗拒寻求专业帮助，耽误了治疗时间。

在上海一所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任职心理咨询师的王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一些学生到了心理咨询处后，坚称自己各方面都好，或者表示只是为某件事心里不舒服，最终在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引导和共情下，才发现背后严重的心理问题。

还有部分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不会主动来找心理医生，直到出现了躯体病症，如胃疼、头疼，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问题，才想到可能是心理问题引发的疾病，才来求助心理咨询师。

子桦迈出了第一步，她曾向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

然而，心理咨询老师随后将她的情况告知了辅导员。辅导员担心她想不开，就将患病情况告诉了班委和她的室友，让他们多看着子桦。

从此，室友渐渐疏远她，她患抑郁症的事情也成为班上公开的秘密。随后，在她参加转专业考试时，填报专业的老师均以抑郁症为由，拒绝了申请。

“他们可能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源吧。”子桦猜测。

确诊抑郁症后，子桦办理了休学手续，回到老家休息。但是，她吃了一个月的药以后就自行停药了，家人也不知道抗抑药需要长期服用。

2016年初，大一下学期，子桦回到了学校。她疯狂购物，渴望出去玩，想跟人聊天，情绪高涨，动不动就哭。当时家里人都以为这是病情好转的表现，却不知道子桦已经发展为双相情感障碍，正从抑郁转到躁狂。

同年秋天，刚上大二的子桦又由躁狂期转到了抑郁期，情况比之前更加严重。很长一段时间里，自杀念头萦绕在她头脑中。最终，她决定去死。幸好，求生的念头阻止了这次自杀。

文音在描述学校老师对自己的“帮助”时，会用“抓” “逮” “拖”“押送”这样的词。

高中的某一天，她感到头痛手抖，父母忽然冲进教室，把她直接拖走，还把桌子里的东西全部掏空带回家，班主任则直接给她开了一周的假条。这是她生活的常态。

上大学后，由于在一次聊天中不小心告诉了辅导员自己有抑郁症，并已经断药，辅导员就停了她周五的课，并将她带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插队就诊。

文音向心理咨询师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自杀计划，心理咨询师建议她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

在拿到转诊通知后，辅导员表示没见过这种情况，需要跟领导汇报，于是告知了学院书记。书记随后邀请文音去她办公室，拉着文音嘘寒问暖。文音想找借口离开时，书记一把抓住文音的手问道：“有人爱你吗？”

文音吓了一跳，猛得把手抽回去。书记又把她的手抓了过去说：“有人抱过你吗？我们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对此，文音感到非常不适，不想和书记聊。她认为这种关怀方式“非常糟糕”，“但凡她有点心理学知识，都不会这个样子”。

文音希望学校老师不要太把她的病当回事儿，然而，老师的关怀成了她生活中必须承受的“负担”。

温度骤降时，辅导员关心她：“天气凉了，我怕你难过。”辅导员还常常以“给我看看你们家的猫吧”“这两天雾霾重”为开场白，跟她聊了两句后便直奔主题问道：“你在吃药吗？”

（五）

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要求强化咨询服务，向学生提供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服务。

同时，《纲要》强调了“保密”原则，要求建立心理健康数据安全保护机制，保护学生隐私，杜绝信息泄露。

但是，校方也承担着社会舆论的压力。王超指出，主要还是因为社会对于高校自杀的容错率太低，一旦有学生在大学自杀，舆论压力通常一边倒地责怪学校，家长也责备校方，学校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便会认为是校内的心理健康中心没有把工作做好。

王超指出，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在判断是否需要突破遵守保密原则时也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根据咨询伦理，高校心理咨询师希望遵守从业原则，只有当来访者出现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倾向时，咨询师可以可以突破隐私保密原则，保障学生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学生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心理问题被家长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就是导致这个心理问题的原因，告诉家长后反而会加大学生的压力，并导致咨访关系的破裂。

在巨大的舆论关注和学校压力下，给抑郁大学生做校内心理咨询，就像是在走钢丝。

此外，《纲要》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要具有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学历和专业资质，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每校至少配备2名。

但现实情况显然与这一要求存在差距。

而按照上海市规定，高校心理咨询师与全校学生的配备量是1:3000。“要做到这个比例其实很难，学校固定的专职咨询师数量不足，只能通过向校外聘用兼职咨询师来弥补缺口。”王超透露。

2017年，我国正式取消心理咨询师国考。这项存在了15年的制度，累计为国内培养来150万持证心理咨询师。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考之后，新监管政策几年之内未能出台，导致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出现断档。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校外可以一小时赚几百元起步，但是在学校往往只能拿到一小时一百元，学校只能通过免费的心理培训、督导来吸引他们，但是部分骨干还是会向外流失。”王超认为，薪资窘境也是导致高校心理专业队伍储备不足的原因之一。

在学校心理咨询师本身短缺的情况下，来就诊的学生数量却在连年攀升，这给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六）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层面，关注抑郁学生群体。

《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根据《工作方案》，在2022年前，国家将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对于高校抑郁症防治，现任环太平洋精神病学家学会（PRCP）杰出会士、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CSP）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俊认为，从当下来看主要是保护隐私的问题，从长远看，消除歧视才是根本。

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病耻感，高校抑郁症防治如果不能消除歧视，则会助长患者隐瞒、逃避病情的现实，影响病情判断和质量。

同时，高校抑郁症防治，还需要在隐私保护与联防联治中寻找到伦理的平衡点，“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寻求来自家庭、校方、医疗机构多方力量介入。”陈俊建议。

他指出，目前有两处地方尚可改善。

首先，学生患者本身有学业要求，一些治疗中的学生往往需要在治病和尽快复学之间进行选择。“为了身体康复考虑留级？康复后回到学校后，随着心态变化，患者能否适应新环境、新同学和新老师？上述因素都有可能引发新的心理问题。”陈俊指出，大学生抑郁症的治疗与追踪是动态的，不能简单以生理疾病的治疗周期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在学生心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以回复到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恢复性治疗时，一些学校要求家属和医院提供治愈康复证明才批准回校。“从医学角度来说，医疗机构无法提供这类证明，这也显示了学校对精神心理治疗的认识不足，也违背了治疗的程序。”他表示。

在陈俊看来，还需要构建学校与医疗机构之间双向互动的合作体系。

他指出，高校与医疗机构之间，不仅仅是转诊与咨询的功能，更要明确各自的分工。“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从业人员首先需具备基本医疗常识，并且了解心理咨询的工作范畴，知道哪部分内容该由医生来做。此外，学校和医疗机构可以建立合作机制。比如，医疗机构可以为合作的高校心理健康中心提供转诊绿色通道，也可为心理健康中心从业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实际上，高校在抑郁大学生应对能力上的不足，也是我国整体精神卫生预防与治疗能力不足的一个缩影。

国家卫健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开设精神医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数仅29家，每年招生数1600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3.34万人。

“其中，部分精神科医生来自其他科室，经过短期的转岗培训之后转至精神科。纯粹科班出身的精神科医生在每10万人口当中的占比，我国在全球是倒数的。”陈俊说。

他指出，精神科医生的严重不足，一来是与学科发展有关，同时也与现阶段医疗就业前景挂钩。“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精神疾病因为不受社会重视，导致学科也不受重视，因此从业医生少。”

不过，在陈俊看来，这只是短期的一个数据，长期来看，随着学科发展以及国家重视程度提高，精神科医生数量会逐渐增长。

（七）

在接受第八次心理咨询时，子桦哭了出来，当时觉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去外面吃早饭的时候，忽然感觉黑色的天空仿佛有了一点色彩，我能够听得清楚鸟叫，并且觉得鸟叫很好听。感觉稍微有一点情绪的起伏了。”

休学期间，子桦接受了40次的心理咨询疗程。她认为，虽然心理咨询看起来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长时间的交流让她有一个可以不停倾吐负能量的空间，就像一个接纳情绪的黑洞，潜移默化中帮助了她化解抑郁情绪。

父母也终于愿意对子桦“完美”的人生松绑。在意识到她有自杀行为后，父母只希望女儿健康平安。他们明确地告诉子桦可以不用去学校，就算退学也没有关系。子桦也放下了对学业的担忧：“如果我的病不治好的话，我可能就只能去自杀了，所以我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不能死，我的病必须好起来。”

虽然病程多次反复，但总体向好的趋势发展。子桦意识到，当她对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以后，她的病慢慢好起来了。抑郁症并没有吞噬她，她暂时战胜了抑郁症。

经历了两次休学治疗后，她换了一个专业方向，于2017年9月顺利转入社会工作专业。

为了帮助有抑郁情绪的同学预防抑郁症，她还结合自己的社工专业背景，创立了一个干预小组，取名为“黑狗消失大作战”。通过小组的方式，子桦向人们分享关于情绪的理论知识，告诉大家抑郁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控制。

在医院做实习社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倾听被消极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时会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他们的痛苦。接下来，她打算继续从事相关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青少年消极情绪方面的研究。

“在我生病以前，我一直想做一个优秀的人，但生病之后我就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我现在觉得，活着的意义就是去体验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美好。感觉自己冲劲儿少了很多，但是对平凡的认同也多了很多。”子桦说。

如果让她选择，她更愿意做那个没有得过抑郁症的、敢冲敢做的自己，因为抑郁症实在太痛苦了，她希望这段经历最好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过，也不要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现在，她也会因为害怕抑郁症复发而变得小心翼翼，避免一切会带来较大压力的事情。

高三曾多次自残的程颖进入大学后，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每周都和朋友一起去运动。虽然偶尔仍会无缘由地流眼泪，但她开始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逐渐学会表达情绪，不再将其埋在心底。

尹雪还是和原来一样忙于学业，她希望通过紧张的学习节奏来躲避负面的情绪困扰。夜晚来临，她仍然会失眠，越是提醒自己入睡，越是睡不着。她开始有些社交恐惧，遇到人多的情况便会莫名的紧张，也不愿去结识新的朋友。朋友建议她前往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她总以没有时间回绝。

文音的抑郁症更加严重了。2020年秋天，她被送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学业也被迫中止。

在精神卫生中心，文音遇到了几位聊得来的高学历伙伴，也遇到了一些难以沟通的患者，他们都是被家人送进来的。她觉得，这次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

2020年只剩下十几天，她刚刚出院回到老家，打算先找一份实习，等拿到康复证明后再回到学校。

她知道，双向情感障碍很难根治，自己拿到了“好转”证明，没有得到“临床痊愈”证明，明年新学期能否返校，仍是一个问题。

（文中子桦、程颖、尹雪、文音、王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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