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国际地位的提高,为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文化的作用被人们重新认识,再三研究。其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而要研究文化自信,有两个问题绕不过去。其一,我们要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认识根植于中国的本土文化的现实价值。其二,既然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那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哪里。而这一切,都需要从历史当中得以解答。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从人类学角度看,社会的四种主要控制力,即礼仪风俗、习惯法、血缘、宗教,在史前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伴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经历夏商两代发展,周代对传统礼仪风俗进行扬弃,运用礼乐制度管理社会,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礼乐文明。同样,这也是首个中国古文明的高峰。其间,周人恪守礼的精神,形成了繁复的礼仪规程、鲜明的尊卑观念,养成了温文如玉的君子之德。
伴随着中央权力的衰弱,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先前占主导的礼治主义逐渐被法治主义所取代,法家思想后来居上,但是礼的因素却未曾退出历史舞台。在法家思想著作中,我们能够明确看到儒家礼制的身影。如《管子》一书中倡导“四维”“八经”及道义礼法的统一,子产要求贵族必须遵守礼义,叔向坚持传统的“礼治”。据《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西汉武帝时期,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次明确了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礼制与礼学思想重新焕发活力。此后历代均沿革之,结合时代需要,儒家思想不断与时俱进,逐渐增添新的内容。
其次,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从思想发展史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思想一直持有开放、接纳的态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个体,孔夫子的话语值得肯定。而对于文明体来说,亦复如之。泱泱大中华,远古时期,华夏文明从黄河起源,陆续接触吸纳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母体;历史时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融合,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周边少数民族,或成为中华民族的来源,或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带到周边地区,提升了本区域的文明程度,形成了范围广大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同时,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借鉴,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例如传统儒学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相结合,在文化史上出现了独特的三教合一。而释道信仰中的唯心思想又影响了儒学,是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由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弱势地位,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基础的儒学遭到各方批判,传统儒学受到极大冲击。然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传统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仍然是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北宋儒学大家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个人成长方面,孟子倡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个人理想方面,《礼记·大学》倡导:“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儿女精神深处的文化血脉。那么前仆后继的优秀中华儿女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礼记》也给出了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我们坚持发展的初心不改,前进的动力不竭;政治上,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走“不结盟”道路;文化上,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不动摇;外交上,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世界“大同”。而这种种,均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优秀的中华文化已然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梦”。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想我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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