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木刻的铭记 不能忘却的历史

这幅作品既有时代印记的创新又能觅得传统门神年画的踪迹。《不屈的人们》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这幅《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画面下方举着手榴弹的孩子让人动容。

○张妮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由让人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一批艺术家用手中刻刀为武器，创作木刻版画，鼓舞士气、记录历史。这些珍贵的鲁艺木刻，记录了当时残酷战争环境下军民一心英勇斗争的身影，为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铭刻下波澜壮阔的一笔。

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担当起宣传大任，除了一版多印更适应广泛宣传的需要之外，还有历史原因。一是当时敌人严密封锁，用于绘画的颜料、画布等极度缺乏，但木刻所需的梨木板、枣木板易找，木刻刀、油墨等也能生产。二是人才聚集。1931年鲁迅先生大力倡导新木刻版画创作；抗战全面爆发后，江丰、陈铁耕、胡一川等一批20世纪30年代就活跃于上海的左翼木刻家先后来到延安，也给鲁艺美术系带来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创作经验，让木刻成了学员必修课。当新兴木刻与延安的抗战生活相结合，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鲁艺木刻。

鲁艺木刻作品，以黑白木刻和套色木刻为主，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非常适合抗战时期的传播需求。1938年，鲁艺木刻工作团成立，艺术家奔赴抗日根据地。团长是胡一川，成员有彦涵、罗工柳、华山、邹雅等。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冀南平原敌后根据地创作宣传近四年，他们向老百姓学习民间的水印、石印技术，还把抗战题材通过年画形式表现出来；革新后的新年画，以八路军、工农兵、老百姓作为主人公，极受群众欢迎。

彦涵是这一时期木刻版画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作品，多是反映军民抗日斗争的残酷悲壮，激起人们对日寇的仇恨，也激励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不屈的人们》创作于1942年。作品讲述了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由于连续多日的急行军，一些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因为体力不支被日军俘虏了。日军喊话：投降的头朝左！话音刚落，八路军战士齐刷刷的将头全部甩向右边，后来他们被日军当活靶子残酷杀害。彦涵被战士们宁死不屈的精神感染，将这一真实事件凝刻画中。表现手法上注重黑白处理、阴刻阳刻结合，线条流畅，用刀奔放而不拘谨，和人物的大动势相一致，构成一派紧张激烈的气氛。1942年，正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期，敌人调集四万兵力，从太行山北部开始“铁壁合围”，企图合击一二九师司令部及其所属各部。当时，彦涵就在一二九师担负着《子弟兵》（《战友报》前身）的配图工作。他一面用枪与敌人搏斗，一面用刻刀记录了一幅幅战场上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鲜活画面。

《来了亲人八路军》创作于1943年，刻画了一位失明的老大娘，强忍着痛苦，用颤抖的手抚摸一个小战士的脸庞。这幅版画背后有着惨烈的故事：一次大扫荡过后，太行山鲁艺分校和实验剧团组成宣慰团去慰问当地群众。在武乡县的一个村子里，彦涵遇到了这位老大娘，她唯一的儿子被日寇捉住后将头塞进茅坑里活活呛死，老大娘哭瞎了眼睛。宣慰团来到村子，老大娘激动地对八路军战士说：“我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是摸摸你们的脸也好啊。”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彦涵的另一幅代表作品，作品用人梯的结构形式，形象地展现了抗日革命根据地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和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这件作品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画面下方举着手榴弹的孩子，全民抗战的气氛扑面而来。

《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创作于1944年，是彦涵创作的一幅经典“新门画”作品。从中既能看到传统木板年画“门神”的风格，但又以合理大胆的想象，将门神形象进行了“置换”，耳目一新又有时代印记。

当年的一幅幅木刻作品，激起中国军民对日寇的同仇敌忾，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鲁艺木刻曾多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展出。1945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专门刊登了鲁艺木刻作品，并刊登了《木刻帮助中国战斗》一文，肯定了木刻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

烽火年代，鲁艺木刻发挥着强大的宣传效应。今天，再看这一幅幅作品，如历史印记，留下了血与火的画面，勾勒起时代回忆。抗日战争虽已经远去，鲁艺木刻家大多也已千古，但他们留下的历史画卷却仍在昭示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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