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钱锺书和杨绛夫妇被安排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杨绛分在菜园,钱锺书先是负责烧开水,后安排去邮电所取邮件和报刊。
俩人被分在一个窝棚里居住。杨绛笑着问钱锺书:“咱们住这个地方行吗?”钱锺书肯定地回答:“不行。”旁边的人说:“咱们干校就是这个条件。”钱锺书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会说了三个字:“没有书。”
对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来说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能过日子。
1972年,夫妇二人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无处栖身,只好借住在办公室,这是一间危房,里面放了两张行军床、两个小桌子,一住就是3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在学术凋敝的险恶环境里,他们夫妇每晚都伏案笔耕。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围城》拍成电视连续剧后,钱锺书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他们的居住环境得以改善。当时,在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书房里,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放在一角,用来招待宾客。房间里大部分位置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一张写字桌靠东竖搁,另一张朝南横放。大的书桌是钱锺书的,小的书桌是杨绛的。朋友惊奇地问:“为什么书桌大小不一样?”杨绛说:“以前我写话剧,有人介绍钱锺书,说他是杨绛的丈夫。自从《围城》拍成了电视剧,这旋风一下子吹得颠倒过来了,他的名气大了,当然要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书桌喽。”
俩人不仅才识渊博,而且记忆力极好。凡是浏览过的典籍,哪怕是野史笔记,几乎都过目不忘。沉重的大部头辞典、百科全书,钱锺书竟然是按照字母顺序逐条细读的,对于常人来说深奥难读的理论著作,对钱锺书来说只是小意思。
钱锺书,因《围城》《谈艺录》《管锥篇》奠定了在文学界、学术界的泰斗地位;杨绛,先因剧本而闻名,继而翻译《堂吉诃德》,后来又以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与小说《洗澡》享誉文坛。■ 姜炳炎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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