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散空惆怅 兼论《俞平伯说昆曲》及其他

刘英团

昆曲（Kun Opera），又称“昆山腔”“昆腔”“昆剧”，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及江西的“戈阳腔”并称“四大声腔”，素有“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之雅称。已故红学家、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喜欢传统戏剧，他说：昆剧“以其兼歌唱、身段、道白诸美，绘影绘声，深入而显出，较其他文艺之感人，盖尤为直捷也”（俞平伯《华粹深剧作选·小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文创和研究之余，俞平伯先生组织昆曲研习社、写作曲论和剧论、改编并参与排演传统昆曲剧目，与三五同好，“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昆曲不仅是其与夫人许宝驯“共同的精神寄托”——“进牛棚，下干校，遭受抄家批斗之难”“夫妻二人仍以唱曲自娱”，及至“1982年2月7日妻子去世，他从此不再唱昆曲，甚至不愿意再与人讨论昆曲”（许海丽、徐元绍《论俞平伯的“隐逸”》），新文学创作及文论研究也具有鲜明的音韵节奏，如《俞平伯说昆曲》有文论与戏曲的成分，又适当引用著名昆曲唱词，颇有鲜明的韵律美。

“关于俞平伯的昆曲生涯，张允和、王湜华、朱復等俞平伯的友人及研究者已有所叙述”，而“俞氏对昆曲界的影响最深远之事，至少有二：一是民国时期创立谷音社、共和国初期创立北京昆曲研习社，谷音社犹是彼时曲社之一叶，然北京昆曲研习社为京中曲社之集合，可谓彼时曲界之大事……另一是为《振飞曲谱》作序，文中以‘吴下红木作打磨家具’释‘水磨’，成为今人对昆曲之‘水磨’的‘常识’”（陈均《俞平伯与昆曲》），为昆曲之传承和研究贡献颇多。如，与弟子、南开大学教授、天津戏曲学校（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前身）副校长华粹深合作，改编、排演《牡丹亭》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还写了一些昆曲评论文章，像《关于昆曲的几首旧诗词》《看了北京昆剧的感想》《<红霞>演得很成功》《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谈戈阳腔<还魂记>剧本》《谈<西厢记·哭宴>》《谈<琵琶行>》《<牡丹亭>赞》《杂谈<牡丹亭·惊梦>》《论作曲》《与友人论宫调书》《再与友人书》《词曲同异浅说》《<玉簪记>寄弄首曲华字今谱不误说》，等等。在《俞平伯说昆曲》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均所辑“曲人”“曲事”“曲文”，虽属“旧文”，却不乏“新颖”，不仅生动讲述了昆曲之美，“曲人”“曲事”“曲文”见证了俞平伯先生对“昆曲”用情之深、用意之淳。

昆曲之美，美在唱词，格律、板眼、唱腔，“一声即勾耳朵，四句席卷全城。”昆曲之美，美在曲调，“每出戏曲都由成套曲牌构成”。昆曲之雅，“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长，延至数息”，使得“土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顾肩元《客座赘语》）。

有论者认为，“雅”的艺术本质特征使得昆曲独霸戏坛两百年，而走向极端的“雅”却使其在同“花”部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走向式微（韩勤《试论昆曲之“雅”》），“嘉道之际，有曲无戏，成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在《俞平伯说昆曲》首篇《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俞平伯起笔即言，“昆曲之亡是必然也，其幸而不全亡者则在有此癖好者之努力与社会上之扶植耳。”正如编者陈均教授所言，“如今重读，仍能感觉俞氏对昆曲衰落之激愤与痛心也。”俞平伯痛心，“困戏当先昆曲而亡。”感慨，“昆班曲社皆零落。”读之，“确乎能感受俞氏为中国文化为昆曲放一悲声也。”窃以为，由“雅”走向极端而导致昆曲由盛至衰及被“花部”代之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昆曲“小众化”，沦为“府宅家班、深宫大院”“文人雅集酬唱、娱宾遣兴”之物，必被观众弃之；另一方面，昆曲走“下坡路”，豫剧、曲剧、秦腔、鄂剧、徽剧、沪剧、粤剧、越剧、京剧等又何尝不是呢？故而，“花雅之争”并非非此即彼、彼消我长的竞技，更应视之为“艺术交流活动”。基于此种认识，俞平伯的曲论和剧论不仅丰富和普及了昆曲，俞平伯说昆曲，既体现出他高雅的美学素养，更是昆曲创作与拯救昆曲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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