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十侠》：文人的“侠客梦”

今天的作家们怎样写江湖侠客们的故事？

作家邱华栋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十侠》中尝试梳理出一条绵延两千多年的侠义精神脉络。书中的故事，按照小说所涉及的年代，由远到近排序的：《击衣》写的是春秋晚期刺客豫让的故事，《龟息》以秦代为背景，《易容》则从王莽新朝的覆灭敷衍出来，《刀铭》取材于《后汉书》，写东汉；《琴断》重写了魏晋名士嵇康的故事，《听功》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事件作为叙述的线索，取材自《旧唐书》；《画隐》来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的艺术修养之高人所共知，因此我要写一个关于画的故事；《辩道》和蒙元时期忽必烈召开的一次佛、道两家辩论有关，《绳技》想象了建文帝败于燕王朱棣后究竟下落如何；《剑笈》的背景则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

“这么一组十篇小说，我把一个个刺客、侠士放在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对历史情景进行重新想象和结构。因此，这一组小说都应该算是历史武侠小说。”邱华栋自述道。

11月29日晚上，邱华栋新作《十侠》发布会在京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文学评论家潘凯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非遗项目“评书（北京）”代表性传承人林遥及本书作者邱华栋出席活动，与观众一起“煮酒论英雄”。

《十侠》

谈起成书的过程，邱华栋讲述了童年时一段不平凡的学习经历，当时，他的恩师黄加震文武双全，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武术教练，因而他既练得一身好功夫，又兼有好文笔。去年正值老师80大寿，作者50大寿，他希望重拾15岁时的梦想，写一本武侠小说作为祝寿礼物。此外，他认为写作也是兴趣使然，在感兴趣时会迸发无尽的热情和潜能，而现在，面对广泛的兴趣，他更希望单纯和专心的体验，进一步促进写作生涯的发展。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同时也是作者挚友，他认为邱华栋是一个饱含创作活力的作家，青少年时期就有创作武侠小说的愿望，作品数量多，题材领域跨度大，尤其专长于“历史武侠小说”；同时，他阅读量极大，具有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拥有超凡的视野和能力，因而能成就这样一部卓越的作品。

石一枫从文学角度探讨了侠的概念，中国文化史上只存在笔侠，是司马迁、金庸等众多文人在作品中创造出来的，因为文人有知识、常思考、力图改变世界，却手无缚鸡之力，只能通过笔头创造的人物，帮助他们做未竟之事，普通人做不到的，就交给幻想中的大侠，这凸显了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不死、侠义就不死的生活本质。

林遥则站在民间传统的角度，分析古代游侠这个独特群体：他们起源于士阶层中武士的分化，表达出对集权统治的不满和反抗，却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不被上层所允许，因此只能转移到民间，“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也就是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候，游侠的组织能给予最大的帮助，他们不仅是文人的理想化的形象，更是普通人的渴望和期盼，对他们来说，侠义精神能够对平凡和贫苦的生活形成一种补偿。

侠客形象的塑造中，人性与历史并存

创作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动因得到确定，作品本身的元素就需要慢慢建构，对此几位嘉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解读。

石一枫对豫让和赵襄子的关系有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这部小说同时发现了人性和历史的不同的向度。第一篇《击衣》，按司马迁《史记》或民间传说的记载，豫让应该是重点的角色，赵襄子是反面的角色，这个故事本应是好人杀坏人，但是书中豫让反复去刺赵襄子不成，反而感动了他。赵襄子脱下衣服来说“你来刺我的衣服”，这时候赵襄子本人变成了一个侠客，反面的角色突然有了侠义精神，结尾也就演变成在中华民族在最年轻天真的时候，人人都可能是侠客的时候，两个侠客惺惺相惜的故事。而历史的不同向度主要体现在嵇康那一篇。小说除了发掘钟会的将才，也写到他很聪明，“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但是写到他不堪的一面既是对个人形象的塑造，也是为了衬托嵇康这个人物。小说篇幅短，但可供想象的空间却是无限的。

潘凯雄接续“读者想象”的话题，认为这个特质是文学独到的地方。普通人对侠有的基本的框架是劫富济贫，路见不平，除暴安良等等，但是文学家、小说家如果仅仅写成这样，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创作性的小说。邱华栋定位的历史武侠小说，背后对历史、对人性有着独特的探究，使得他的侠客又多一份玩味的地方，比如说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书中十个人物、十个时间、十个空间一步步转换看似是历史脉络，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侠从思维和印象中立起来了，具有了温度，这就是作家对小说独特的贡献。

邱华栋从个人角度分析写作中蕴含的其他元素，他认为每篇小说都是很小的出发点，是作家靠修炼的本能在写作，并没有想得太多。一方面他自己读了很多的中国历史书，汲取了其中的文化资源和营养，培养文化自信，具有很深的积淀；在体量方面，邱华栋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重大突破，林遥的武侠小说史话发现武侠小说都很长，短的50万字，长的800万字，因而他自己希望在武侠小说的大树上增加一个小叶子，从短篇小说入手，尝试短篇小说集本身的艺术的控制力，他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语言上要让读者看完第一句就能读下去，这样小说才算立住了。

展现侠文化的电影《师父》

提到传统文化，就不得不思考在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之中，我们应如何呈现文化基因中侠的精神。

林遥从文士武士的角度解读，大家普遍理解侠客是武士，但实际上武人礼节是在向文人学，武人的传统其实是中国儒家传统—忠和恕。忠就是把某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恕是如何站在对方和他人的立场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把恕能贯彻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侠，凡事为他人想，站在他处考虑，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这就是侠最初的本意。

石一枫从豫让的故事中总结出，侠的本质是特别讲理，别人几次问豫让为什么杀自己不杀别人，他都有理有据。普通人跟侠接近也在于此，不是能打，而是讲理，“别人不让讲理的时候，你非得讲，这个时候你几乎就已经是一个侠了”。另外同西方的骑士精神相对比，骑士是官方性质的，出去执行的都是政治任务，但是中国的侠客是非官方，同样做应该做的事，同样做正确的事，民间的力量去做，主动承担责任去做，自然道德水平更高。

潘凯雄表示，从文学来说，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我们对当下社会的道德问题有很多的垢病，文学的存在就在于现实之不足，一种弥补的方式就是骂，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看到现实中的问题，采取批判的态度是现实主义，采取幻想的态度是浪漫主义。武侠的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人的一种小浪漫。

邱华栋则看到了当代侠的概念的演化：“我觉得中国的侠义精神在每个年代有不同的体现。当代有新的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担当、信义，跟基督教社会里面的契约不太一样，跟美国社会市场经济下都要签字写合同也不一样，是一个比较高的道德要求，就像某种承诺。”他还希望，如果在侠义精神里面做一个补录，他能够向金庸大师和他笔下的人物致敬，向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武侠小说的传统致敬。(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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