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右一)在协和医学院开办仪式上,与中国教职工合影。
北京中央医院,这座红顶灰墙的建筑保留至今(摄于1918年1月27日中央医院开幕日)。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封城、戴口罩、隔离“疑似病人”等。这些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抗疫经验的积累。鲜为人知的是,从发明医用口罩到建立中国的防疫体系,都离不开一个人——伍连德博士。在清末的东北鼠疫中,他挽救了数万同胞的性命,并由此构建了中国的防疫体系。
四个月控制哈尔滨鼠疫
“1908年9月末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我来到了北京,变黄的秋叶已开始飘落。这座古老而壮丽的京城……因为它象征着力量、权势、尊严与美丽,而令任何向往者流连忘返。”在自述中,伍连德这样回忆着他与北京的初见。那一年,他应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并非生长于中国,但是根据晚清及民国早期的律法,海外华侨只要父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国国籍,这也使他毕生都以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从剑桥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便回到故国效力。
1911年,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前往哈尔滨处理肆虐的鼠疫。在没有医学实验室的情况下,他偷偷解剖尸体,得出了肺鼠疫可以人传人的结论。医护人员欠缺防疫常识和设施,他就发明了便宜、有效的“伍式口罩”。在他的主持下,东北铁路停运,哈尔滨封城,病人隔离,尸体火化,防疫局势一举扭转。4个月后,骇人的肺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之名也声震寰球。
促成协和医学院建成
同年,在进京觐见摄政王并受嘉奖之后,伍连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现为4-6号)购置了房屋,将家眷从天津迁到了北京。一位德国建筑师将房子改建成了三层西式小楼,漂亮的后花园则是留法设计师华南圭的杰作。
从1911年至1937年,伍连德有近30年的时光在中国,但东堂子胡同的家,他却很少享用。国内数次暴发烈性传染病,他都冲在一线,还先后主持兴办了现代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个机构,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不过,北京这座城市仍然留下了伍连德许多足迹,至今余荫犹在,旧迹可寻。
1913年,伍连德向袁世凯提出加速发展现代医学教育。次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考察团来华,伍连德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访问了十余座城市的17所医学院及97家医院,最终促成基金会出资,在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
1917年,协和医学院奠基,1921年正式建成。伍连德受邀在开办仪式上宣讲其学术论文《论肺鼠疫》。梁启超在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时,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中国第一家现代化西医院
让他倾注心血最多的,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西医院。1915年,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想在西山一带建疗养院,而伍连德则提议,应在北京的中心城区为老百姓开办一所西医院。为此,他联络社会贤达,募集资金,在获赠历代帝王庙一侧高地的基础上,又购置了其后约 1 英亩的土地,作为院址。
1916年6月,这所新式医院动工,作为荣誉医务总办的伍连德,“每天乘坐私人黄包车,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家中穿过紫禁城,通过两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桥,拐过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黄瓦宫殿,途经1644年起义军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煤山。25分钟后,飞快的黄包车便到达了未来的中央医院所在地”。他在一棵老树下休息,或在旁边吃一顿简单的面条午餐,同时监督工程进展。
中央医院仅两年就建成开业,各科室设备周全雅致。作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寄托了伍连德“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驾”的期愿,也让普通中国人可以不用求医于外国医院。如今,这栋建筑仍在为患者服务,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设置在天坛神乐署内的中央防疫处,更与伍连德所开辟的防疫工作直接相关,他曾任防疫处处长。
1937年,抗战爆发,伍连德被迫举家迁回马来西亚,而他的长子伍长庚则留在北京,仍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在1941年北平霍乱的防疫工作中,伍长庚不幸染病,并在当年11月殉职于东堂子胡同。
如今,这座老宅依旧掩映在胡同里的槐影中,我们从此走过,应会在心中记起伍连德的名字。 (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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