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謇办厂看中国的财政转型道路

最近，学界、政界、商界都在纪念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张謇。

他学问好，是1894年科举的状元，能力强，参赞过军务，办过教育，协助过治河救灾，是非常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不过，在中了状元之后，张謇却没有走传统入阁拜相、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从1895年底起，他在南通办起了棉纱厂，赚了大钱。以此为基础，他不断兴建与民生相关的面粉厂、肥皂厂、发电厂，还建造码头、公路，甚至主持设计要把南通建成现代城市。到最后，凭借举办实业所取得的身份，他还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和民国的建立。

状元办厂兴实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仔细地挖掘。众所周知，自1840年之后中国财政已明显出现向现代转型的态势，以海关税为代表的工商税收已逐渐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而工商税收地位的提高又是以工商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财政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可以叫它重商主义。在古代中国，以桑弘羊、王安石为代表的财政思想家，以宋、元为代表的王朝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重商主义倾向。不过，从晚清开始兴起的是一种现代重商主义，它不同于古代的重商主义，表现在重视工业超过商业，重视私营企业甚于官营企业，并大大抬高了工商业从业者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从财政转型的视野来看看，张謇办厂兴实业这个故事，包含了怎样的有关中国国家转型的标志意义？

第一个标志意义是，利益原则在中国的合法化。在公元前81年那场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的重农抑商主张之所以胜过了桑弘羊的重商主义，除了因为当时的生产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因为文学贤良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所以，基于道德考虑，国家必须坚持重农抑商，把利益原则放在次要的地位，甚至认为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在张謇办厂初期，也有许多知识分子骂他是读书人的败类，丢掉了礼义廉耻。几年后，张謇还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忆自己忍辱负重举办工厂的经历。

张謇是那个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为什么宁可忍辱负重也要办工厂呢？这是因为在甲午战败之后，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若想富强，就必须兴办实业。他认为，自己办工厂、求利益，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国求财”。要知道，张謇的这个想法也是符合传统儒家的要求的。

在古代中国，虽然总体上重义轻利，但仍然肯定像国家富强或者人民富裕这样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这样的公利要高于儒家君子的个人利益或者君主的私利。就像黄宗羲说过的，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

到了晚清时期，在国家遭遇生存危机的时候，像张謇这样的知识分子发现，如果国家没有财力，就不能抵抗外敌入侵，也就无法生存。于是，他们接过传统对“公利”的肯定，认为只要是为国家富强去求利，就不算重利轻义。就是说，张謇他们运用了国家富强这样的公利目标作为过渡，引领着中国人接受了利益原则。国家因此被界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政治法律制度如果不能有利于国家富强就要重建。

张謇办厂求利是中国人思想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象征。因为在现代国家，追求利益是个人行动的动力，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是政府政策的目标。所以，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就必须让利益原则合法化。但是，想要扭转这一局面谈何容易！要知道，19世纪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重利轻义的西方人，也是刚接受利益原则没多久。

在中世纪的西方，利益或者金钱也曾经遭到很长时间的道德谴责。直到16-18世纪，许多思想家才相信，追求利益本身虽然不一定好，但它能够带来良好的后果。比如，像英国思想家休谟就宣扬，为了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用一种罪恶压制另一种罪恶，比如说鼓励人们用爱财的罪恶来抑制贪乐或者其他的罪恶。休谟的好朋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为人熟悉，这个比喻告诉人们，如果让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带来社会普遍利益的实现。这样，西方人慢慢相信，允许追求利益的话，反而可以造就有道德的个人和优良的社会。就这样，利益原则在西方才慢慢实现合法化，并引导西方人进入现代世界。

张謇办厂的第二个标志意义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转向现代重商主义的重要过渡。张謇到南通去办棉纱厂，是受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直接委派，棉纱业也是洋务派重点扶持的产业。虽然张之洞很快就调走，但他对张謇的第一推动不可忽视。张謇办厂的物质基础与对外的合法身份，也来自接收了张之洞原先用官款购买的纺织机器。这批机器本身可用，又被张謇折为官方股份，占总股本的50%，他的企业就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这对张謇在工厂启动阶段取得合法身份和对外招募股份还是有帮助的。

在此处，有必要说说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转向现代重商主义的过渡意义了。

在晚清时期，中国遇到了国家生存危机。于是清政府延续了帝制时期举办官营工商业的传统，先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口号，兴办官营军事企业，然后又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求富”为口号，办起了民用企业。这两个前后相继的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组织，奠定了后来工商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洋务运动肯定了工商业活动是国家“自强”和“求富”的手段，等于说，把工商业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洋务派提出的“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营的政策主张，更是在官方层面上正式肯定了商人的地位。肯定工商业的重要性，提升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帝制时期的商业和商人地位不高，即使是富比王侯的广东十三行领袖，也随时可能被地方官员套上枷锁问话，这一现象让19世纪初来华贸易的西方商人大惑不解。

虽然有这样的基础，但不是说张謇办厂就容易了。虽然有公私合营的名头，但张謇在招募商股的时候仍困难重重。还好张謇最后成功了，工厂越建越多，企业越办越大，而且摆脱了公私合营的身份。跟张謇办厂成功相呼应的是，经过洋务运动后，清政府把重商主义上升为国策。比如说，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中央设立商部，用来沟通官商关系、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政府还出台《商人通例》《公司律》等法律，来维护市场规则、加强产权保障。此外，政府还制定许多行业政策来推动工商业发展，比如主动开放通商口岸，用爵位来奖赏工商业者，甚至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可见，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把促进工商业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了。

张謇办厂的第三个标志意义是，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开始深入。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开始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了。从西方传来的现代重商主义，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以大机器生产为前提。这一点康有为有深刻的认识。他呼吁将中国“定为工国”，认为国家的发展阶段依次是以农立国、以商立国和以工立国，中国只有建成工业国，才能生存于世界。康有为认识在思想上，而张謇体现在实践中。

其次，张謇办厂，还意味着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结构也出现变化了。在四民社会中，工商业从业者地位最低。张謇办厂初期也屡遭歧视，不过在办厂成功之后，却受到广泛的尊重，并因此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预备立宪运动的领袖，南北议和的幕后推手，民国工商实业建设的规划者。张謇是一个象征，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士商平等”的观念都在慢慢确立，“绅商共治”在许多场合代替了原来的士绅政治。

最后，张謇办厂还意味着工商业也从官方垄断向私人经营发展。帝制时期虽然重农抑商，但其实官方从来没有放弃国营工商业。洋务运动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政府发现私营工商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国营工商业，所以，官方在政策上转向大力扶持民间工商业，张謇的一系列私营企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成功的。他自己任民国工商部长后，就一再指出，官营企业没有引导民众兴办实业的心思，既浪费资金又无实效，今后官营企业要停办，“悉听民办”。

总而言之，晚清开始的中国财政转型，表现在工商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地位的上升，其基础是晚清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重商主义的兴起。而张謇办厂，既标志着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慢慢克服了鄙视利益的传统观念，又反映了洋务运动在现代重商主义兴起过程中的过渡意义，还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开始深入。

（作者刘守刚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著有《财政中国三千年》《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西方财政思想史十六讲》《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主编“财政政治学译丛”和“财政政治学文丛”两套丛书，并在得到App上开设音频课程“中华帝国财政30讲”。）(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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