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斋中书蠹情

第一次看到《徐乃昌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2008年的10月底。那年我与同事一起去重庆图书馆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2008年年会。会后我们去了西南大学图书馆，主要目的就是去看《日记》。据古籍部老师说，就在我们之前一小会儿，陈力副馆长一行刚刚看过，他就不再拿出库了，直接领我们到善本库翻看这部多达三十多本的日记。当时，我仅匆匆记录了一些重要数据。回到社里，趁热打铁，写了一个简单的情况汇报交给了编辑老师，希望能够予以出版。然而西南大学图书馆当时未能同意影印，事情就此搁浅。转机出现在2014年，彼时任副社长的殷梦霞老师，毕业于西南大学，常年关注西南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藏品及动态，通过她终于得到了西南大学图书馆的同意，我们与其签订了《中国古籍珍本丛刊·西南大学图书馆卷》与《日记》的出版合同。次年，《日记》影印出版。

我在读大学时，曾见过徐乃昌的刻书，惊叹其版刻之精美。后来到国家图书馆工作，正赶上国家珍贵古籍展，里面有不少徐氏旧藏，我开始格外注意徐乃昌。2010年，李万健、邓咏秋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出版，最后一册收录了西谛旧藏的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四卷。我将其复制了一部，进行点读录入，并把国家图书馆所藏徐氏旧藏古籍一一调出翻阅，与《藏书记》著录相同者一一核对标注。同时，写了一篇简单的文字，发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1年第7期。这是我对徐乃昌及其藏书情况初步的学习和梳理。《日记》全部影印出版后，我近水楼台，向责任编辑要了全部纸样，一册册背回家，开始对徐氏《日记》阅读和整理。再后来读到《续藏书纪事诗》，方知这部日记正是当年经吴则虞收藏入西南师院(今西南大学)图书馆的。

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号随庵，室号“积学斋”，安徽南陵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至南京乡试中举人，援例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后至北京考进士未中，受业于大学士翁同龢门下，与缪荃孙、康有为等人相往还。戊戌变法失败，徐乃昌南下上海。光绪二十九年春，两江总督端方奏准派他为清廷特使，赴日考察学务。回国后，他鼓吹教育、实业救国、兴办学堂。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苏州等地，直到去世。

徐乃昌是近现代藏书大家，藏书极丰，多达数万卷，搜集的宋元版本、明清精善版本、稿本、抄本闻名海内。但是，在抗战期间，徐氏藏书开始流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1940年2月16日致张寿镛的信中说：“徐积余先生现在仍藏有批校本书数十箱，正在设法商购(此事甚秘，恐为平贾所知)。……已托中国书店郭君办此事。俟有消息，当即奉告。”在《求书日录》中，郑振铎先生又提到：“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数年过后，积学斋藏书便片纸无存，其中佳本多归天津李嗣香、藏书家黄裳及复旦大学图书馆；金石碑刻拓本万余张于解放初辗转归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据笔者考察，国家图书馆也收有一定数量的积学斋旧藏，包括数十种著录于《藏书记》的善本。另外，“台北‘中央图书馆’内，偶尔可看到积学斋的一鳞半爪”。

徐乃昌更是一位刻书大家。他独立校刻古书250种560余卷，是近代以来以一己之力校刻图书最多的出版家之一。徐乃昌认真校勘、辑轶，采诸说，辨真伪，并附例言札记。不少善本乃至海内孤本赖徐藏刻而免于泯灭。他单刊的《玉台新咏》和《徐公文集》更是近代佳椠，在当今古籍拍场备受追捧。

徐乃昌藏书富美，刻书用心，著书也是毫不逊色。他于民国三年主修《南陵县志》，后又参与编纂《安徽通志》《上海通志》等。他著有《南陵建制沿革表》《金石古物考》《续方言又补》《汉书儒林传补遗》等，均已刊行。

《日记》存32册，从庚申年(1920)一月至戊寅年(1938)年五月。其中第31册之部分和32册是用无行格的毛边纸钢笔或毛笔书写，字迹较为潦草，其余均为楷书直写。

从现有资料看，较早揭示《日记》内容的是吴则虞先生。他在《续藏书纪事诗》卷八中记载：“《积学斋日记》三十余册……近于上海温知书店得之。日记以账册书写，每年一册，极似流水账也，中无议论，无文字，惟记买书印书事极备，复多乡邦掌故，若吴紫庵晏县令乞振诸事。积余家距寒舍百余里，幼年往来鸠兹，夜行船必经其地，灯火舻声，连江白苇，行旅之况，如在目前。” 吴则虞与徐乃昌是安徽同乡，从上海温知书店得到《日记》等稿本，后又让于西南师院。他认为日记近似流水账，并无精彩内容，最大的优点是记录买书、印书、乡邦掌故非常详细，有一定史料价值。诚如他所说，徐氏在日记中较少记录所作诗词文章，着眼点放在商务往来、赈济乡里、藏书刻书、燕集交游等方面，故而其价值主要在于史料性，而并非文学性。

《日记》的主要内容，涵盖徐氏日常生活、商务经济账目往来、交游燕集、书信往复、购书目录、刊刻细节、地方文献编纂、慈善活动等多个方面，史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研究徐乃昌个人和家族，乃至近代士绅生活、文人交往、藏书细节、刻书经过、地方文化建设和慈善事业发展史，都有很好的参考意义。此处略择几个侧面，窥其一斑。

首先，《日记》翔实记录了徐乃昌及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支出，是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及江南地区经济史的重要材料。徐乃昌首要经济来源，是在南陵的地租。如1920年3月12日(一月廿二日)记：吴“舜臣十九日来书，云售稻二百石，每石二元六角。上年收稻共四千〇五十六石五十五斤，又洋一百廿七元，售出三千一百六十石。淑记收稻六百五十石〇五十七斤，上年售出四百石。”日记中1920-1938年间，吴舜臣是帮助徐氏管理南陵事务的具体负责人，二人书信往还密切，在日记中出现了700余次。此处可以看出1920年初，南陵稻价每石二元六角，其最低跌至二元左右，最高涨到四元二角，均可作为当时粮价的实证。

徐乃昌的另一重要收入是投资分红。《日记》中，徐氏不仅在南陵参与了众多投资，在上海、苏州、南京、扬州等地，也有着广泛的投资范围。此外，徐乃昌还有少量来自刻书销售回款，但这个款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远远不能抵消他买书的费用。

徐乃昌的主要支出，是家人生活用度、买书刻书、应酬往还、聚餐娱乐、佛事慈善等。生活用度、应酬往还自不必言，买书刻书也是藏书家、出版家的当行本色，可以直接看出当时的物价、书价之变化。他用于聚餐娱乐的费用也记载比较详细，当时一些知名餐馆如一枝香的菜价，电影、戏曲的票价，一目了然。由此细细排比徐氏的燕游范围、娱乐场所和方式，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其次，作为近代著名藏书家，《日记》中保存了大量的购买、交换古籍的细节，无须赘言。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他在图书收藏和刻印方面的成就。其实，徐乃昌的拓片收藏也蔚为大观。

第三，作为知名出版家，《日记》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近现代出版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系该书前言

《徐乃昌日记》 徐乃昌 撰 南江涛 点校

凤凰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 南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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