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表白墙”，女大学生跨越了一个时代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实习生 谢婧雯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山东师范大学的“表白墙”走红社交网络。当这一天已经被当作购物狂欢日的时候，或许只有大学生还在遵循最初的“光棍节”传统，认认真真地表白。女生是高校“表白墙”上的重要存在，但实际上，女性群体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情。

不得进入社会谋求独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女性一直被俯视。在那个大多数男性都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时代，女性想要识字更是艰难。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由于惯常的社会偏见和实际的生存弱势，女性的教育权不是被否定，而是并不存在，能够通过家庭教育掌握文化知识的女性只是极少数。但是，无论是否触到了教育的门槛，她们通常都被视为一种依附，而非独立的个体。

英国历史学家罗伊·阿德金斯和莱斯利·阿德金斯的合著书作《简·奥斯汀的英格兰》中，便介绍了作家简·奥斯汀所生活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状况，其中就有关于女性群体的表述。

熟悉简·奥斯汀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里有很多关于舞会的描写。据《简·奥斯汀的英格兰》，对当时的中上阶级而言，参加舞会是他们寻找另一半的捷径。在舞会上，青年男女彬彬有礼，尤其是男士，尽显绅士风范，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了充分的尊重，站到了跟其对等的位置上。舞会结束，来到婚礼，便是另外的景象。

“一旦在婚礼上，父亲将女儿‘交给’丈夫，他也就将自己女儿的控制权交给了她的丈夫。即便丈夫在婚礼上承诺‘将我所有世俗的物品赋予你’，妻子依然成了丈夫的财产。作为一名妻子，她不能合法拥有土地，也不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除非两人签署过特殊的协定——婚姻财产协定。这种协定允许妻子在世期间获得自己的嫁妆所产生的利息，将嫁妆传给孩子，或是在丈夫过世后使用这笔财产。否则，妻子是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甚至连她的孩子都属于丈夫所有。”

对女性而言，步入婚姻，不仅意味着成为一种可以被处置的“财产”，还是她们“进入成年、经营家庭生活的开始”，她们要在此后的岁月里养育下一代，而她们生育孩子的能力是“当时评判婚姻是否幸福的标准”。

在早期的殖民地美国，忍耐与顺从同样被视为女性美德。据美国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关于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当时曾有规定，未婚女性要维持恭顺的居家女子身份，“不得进入社会谋求独立”，而无论她们拥有土地还是获得知识，都会削弱她们的从属地位，影响社会和家庭对她们的“管理”。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

当社会需要女性走出家庭、摆脱桎梏的时候，关于女性的高等教育问题也就成为议题。

“18世纪末，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人们对性别角色重新进行了思考。”《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中写道。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对于女性群体来说，它还影响了她们的社会角色。据河北大学教育史专业丁坤的博士论文《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史：1837-2000——女性主义视角》，新的经济形态促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教师、文书等女性集中的工作，要求她们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而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对妻子在家务之外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所应当地需要熟练掌握一些财务知识和技能”。在见识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之后，她们“期待获得更多机会，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机会”。

女性的价值被重新评判、归位，但是她们的崛起还是遭到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警惕和抵制。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在今天的大众传播时代被很多人奉为群体心理分析的圭臬，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勒庞曾于1879年撰文称，“许多女性的大脑，在大小上更接近于大猩猩的大脑，而不是最发达的男性大脑。这种劣势非常明显，目前无人可以辩驳，只是程度上还有待讨论。”在他眼里，那些比“普通男性”出色的女性，“好比是长了两个脑袋的大猩猩”一样的“怪胎”。

据《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的介绍，勒庞还曾写道：“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赋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更早之前，来自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大学的教授爱德华·克拉克还提出，“女性如果和男性一同学习，而且负担一样的话，她们的大脑将不堪重负，子宫和卵巢也会退化。”

勒庞等人不惜夸大对女性的偏见，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对传统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挑战已然发生。据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玛丽莲·亚隆和美国作家特雷莎·多诺万·布朗合著的《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早在1837年，原本只招收男生的美国欧柏林学院开始招收女生。与之同时，一批女子学院也相继创立，“如1861年的瓦萨学院、1870年的韦尔斯利学院、1871年的史密斯学院……为女子高等教育增添了严谨和声望……到了1900年，本科毕业的女大学生数量达到了8.5万人。”尽管只是站在财富金字塔上端的女孩才能负担这其中的学费，但对整个女子高等教育史而言，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开端。

新女性被高等教育重新塑造

据《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涌现出一批被高等教育、职业、城市生活和相对自由的选择所塑造的“新女性”。她们的特点是“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饱满、充满活力、能干并且勇敢”。

毫无疑问，“新女性”的出现得益于19世纪教育的改变。几乎与之同时，借由传教士的东行，中国也出现了女子学校。据天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刘林林的论文《我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妇女自强的重要性，其中严复就曾提出：“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相继在20世纪初建立。

据论文介绍，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北京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公开招收女学生，“这两所学校是中国自立大学系统里首开女禁的学校。”在今天的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影视剧中，我们常见大学里熙熙攘攘的镜头，实际上，在当时全国的大学生数量也不多。据论文作者查询中国教育年鉴的数据，在1922年，全国共有大学生34800人，其中女大学生887人；到了1932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42710人和5160人。我们后来推崇的很多大师、大家，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等教育受益者。

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在讨论大师、大家逸事时，其中一些便有当时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子。比如文学家冰心曾于1920年代入读燕京大学；翻译家杨绛则于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又继续进入清华大学深造；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在1941年考入当时的辅仁大学国文系；上海南屏女中的创立人、《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时已经35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相较于过去，今天的女子高等教育显然已经有更大范围的普及。女性通过接受教育，重新确立了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关于女性的话题此起彼伏，尤其是独立女性和女性精英们总是示范一种努力、洒脱且光鲜的生活。但这不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全部，对一些女孩来说，她们改变命运的这条路依然走得艰辛。前不久，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反对学生做全职太太，深陷舆论风波。我们可以轻易地敲打键盘，诉说全职太太家务劳动没有被货币化的不公，但是张桂梅知道，那些大山里的贫困女孩进入大学有多难，她们理应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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