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翟星理 实习记者 梁颖欣
编辑 | 刘海川
一
从疫情期间开始直播起,“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就不得不面对各种挑衅。
一些进入直播间的游客,看见罗福兴的杀马特造型,在评论里骂一句脏话就退出直播间。他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但所有观众都能看到这些评论。“大家还是要文明用语,毕竟杀马特也没惹过你,我和所有人也都是平等交流,就是这么回事。”他心生厌恶,但不得不这样表态。
如今,他已经老练到能迅速隐藏愠怒。他开始播放音乐,继续和粉丝互动,以便缓解尴尬气氛。
当然,他还年轻。这个1995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乡村青年,初一上学期便弃学,和他的多数朋友一样,在珠三角地区辗转打工。后来,他在网上看到日本视觉系歌手的造型,加以模仿,创造出“杀马特”这个词汇。他自称“杀马特”教父。在这个奇怪词汇流行的2007年至2013年,罗福兴和他的视觉系、血魔妖等自发性团体是最活跃的杀马特群体。
不一会,另一条评论冒了出来。“你们这个东西早就过时了,就会吸引眼球。”在百万粉丝级别的直播间,一条评论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主播都来不及看,但罗福兴的抖音账号现在只有18.5万粉丝,直播间在线人数一般只有1000多人,评论占屏的时间足够长——评论太刺眼。
“杀马特就算过时了,也不影响我个人对它的热爱。”罗福兴尽量克制,“杀马特表达自我的方式就是这样,也不是所有人都为了吸引眼球。”
罗福兴的克制也是被逼出来的。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罗福兴被困在重庆,失去经济来源,不得已搞起直播。起初,他的短视频作品和直播都以杀马特教父重出江湖为主题,但播放量经常不过万。
他很挫败,以为自己彻底过时了,但经朋友提醒,他发现部分原因可能是平台不欢迎杀马特。罗福兴在“快手”平台上,评论无法直接显示“杀马特”字样,系统会把这三个字自动替换为“萌萌萌”。
而现在,快手已经直接不允许这三个字出现。如果在评论中输入“杀马特”,只有评论者自己能看到,其他用户和主播罗福兴都看不到。
平台对杀马特的容忍边界如此狭窄,罗福兴只能改变策略,只发布一些做发型的视频。出乎意料地,他收获了千万级别的点击量。在直播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容易引起平台反感的杀马特话题,只跟粉丝聊日常,再卖一点美发产品维持生计。
“总之,不要和(平台)官方对立。”罗福兴感到无力,“以前打工是被工厂驯化,现在是被平台的系统驯化,要让系统喜欢你,它才会给你生存的空间。”
即便如此顺服,罗福兴也没有获得满意的收入。2020年11月8日晚上,在”快手“的一场直播中,被平台分成50%后,罗福兴的最终收入是12.5元。而与杀马特几乎同时兴起的电子竞技文化,顶级游戏主播的月收入已经是千万元级别。
二
罗福兴住在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粮所附近的出租房里。房子是两个月前租来的,为了省中介费,他自己到村里挨家挨户问,找到这套靠着一条小河的破旧两居室。“这是好风水。”他调侃,“不愁吃不愁喝。”
除了床和客厅里的桌椅,房子里再无他物。珠三角地区旧式民居的独特设计时常让人窘迫,比如,租客们必须先进厨房,才能进入洗手间。但好在月租只有600元,且租房不限租期,押金随退。
直播通常显得没有主题。观众们的思维也很发散且无聊:“教主,你理发店在哪里”“你最近在干什么?”“你嚼的槟榔好不好吃?”
当然,他没有网红主播们那些价值不菲的直播设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和一个手机支架就能撑起一场主播。电脑只需要具备播放音乐的功能,用来填补罗福兴说话以外的空白时间。手机支架被稳定在垒起来的五本书上,分别是大众心理学研究著作《乌合之众》、法国皇帝的传记《拿破仑传》、研究马来西亚农民反抗活动的《弱者的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失落的一代》,以及摄影理论作品《屏幕生存》。这些书都是他最近几年陆续买来的。书名大都是他在来拜访的艺术家、新闻记者的话语里捕捉到的。他曾仔细阅读过它们,好让自己在跟对方交流时不至于“哑口无言”。
罗福兴觉得,自己和其他杀马特成员不一样。无论动机如何,他喜欢一些深沉的事物。比如,记者们告诉他,“杀马特”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他接受了这种观点,他也在接受这些观点。他曾经尝试过成员进行“思想改造”,不久就放弃了,“他们根本没兴趣,大家就是最普通的打工人,关心的就是收入、找对象、哪里好玩。”
和初创杀马特时期的罗福兴不同,现在的杀马特有相对清晰的自我定位。罗福兴在网上认识的新生代“杀马特小公主”今年只有21岁,她和罗福兴一样,早早弃学四处打工。小公主是一位狂热的新生代杀马特,她甚至为杀马特创作了一面旗子。“但我们只是爱好杀马特发型的普通人。”她说,她享受在公共场合顶着爆炸头被围观,“那种感觉就是很爽,我就是超级明星。”
接触杀马特之后,她产生一个也许只有21岁的女孩才会有的梦想:拍摄一部以杀马特为主题的青春梦幻电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响应。但剧本、演员、设备、资金从何而来,现在谁都没有头绪。
以0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杀马特展现出和罗福兴那代老杀马特不同的特质,他们对外界嘲讽不以为意,也没有兴趣把杀马特组织起来。
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他们和罗福兴一样,是二代农民工,经历过枯燥的工厂生活并感到无法忍受。
20岁的红少和21岁的晓白也是罗福兴在网上认识的新生代杀马特。两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但经历高度相似。他们都在2014年外出务工,每周最多放一天假,百无聊赖中从网上看到杀马特,就和周围的工友一起成了杀马特。
晓白不喜欢在一个工厂干太久,极致的枯燥让他绝望。红少在工厂挣了钱会选择出去找外地的杀马特玩几个月,花到只剩路费。最终,他们还是要回到工厂。
罗福兴在自己的直播间认识的杀马特小江,钱花完之后想回工厂,但老板要求他剪去杀马特的长发。小江不从,相信能找到一个能接受他长头发的工厂。硬撑了半个月之后,存款耗尽的小江剪掉长发,进了一家生产耳机的电子厂。
罗福兴和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讨论过,除了传播方式的区别,老杀马特和新杀马特的底色其实都是悲凉,他们被外界赋予很多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感兴趣的意义,诸如反抗主流、自由表达,其实这群年轻人除了抱团取暖,似乎再无共同的内核,来支撑他们往前走。
“所以现在跟他们说抗争之类的话题没有一点用啊,大家这么苦逼,直播间聊点开心的东西不行吗?”罗福兴说,他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让粉丝放假了来做个杀马特发型,出来玩玩,但屏幕上的回复变成清一色的“教主对不起,我已经秃了。”
有点像自嘲,也有点像婉拒。罗福兴哈哈一笑,决定每周做一次杀马特发型直播给粉丝看。
三
2018年下半年,“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大量的杀马特内容。网络上随即流传一个“杀马特文艺复兴”的梗,还衍生出以此为主题的聊天表情包,流传度较广的一组表情包是一个留着杀马特发型的搞笑人脸,配有文字“我这里有妹子”“好的,马上到”“村头见”。
在百度上输入“杀马特文艺复兴”,默认搜索结果前两条就是“杀马特文艺复兴表情包”“杀马特文艺复兴什么梗”。新浪微博用户把杀马特文艺复兴称为“城乡结合部风”,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则直接给杀马特文艺复兴冠名“土次元”。
但罗福兴万万没想到,新生代杀马特和部分老杀马特竟然没有察觉到其中的嘲讽之意,真的以为杀马特要复兴。
“从来没有什么杀马特文艺复兴。”罗福兴感到很愤怒。这样的嘲讽和当年反杀马特浪潮中广为流传的网络段子“在街上活捉一只杀马特”并无二致,“就是高高在上的城里人嘲讽我们农村人土。”
事实上,城乡审美的分野早有先例。先于杀马特兴起的非主流文化,也在后期演变为城市非主流和乡村非主流两个分支,乡村非主流被称为“乡非”,一度成为低级审美的代名词。
最让罗福兴无奈的是他曾经的杀马特家族成员小伟。小伟比罗福兴大五岁,罗福兴火起来之后,小伟加入罗福兴的家族,自封“副总裁”。
2013年杀马特衰落之后,湖南人小伟进家具厂打工,成了技术工,收入比普通打工者高。最近两年,老杀马特小伟重新活跃起来,对罗福兴说,“教主,你要复兴啊。”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想拍摄一部关于杀马特的纪录片,请罗福兴出面寻找全国各地的杀马特。罗福兴尝试着组织过几次线下聚会,曾经的杀马特们在网络上热情响应,但到了聚会的日子往往应者寥寥。小伟是最积极的一个,只要身上有钱就会到场,但并不算热闹的聚会现场让小伟痛心。他责怪罗福兴:“教主,你搞得不好。”
与罗福兴同时代的另一位杀马特代表人物安文轩,也没有看到杀马特复兴的任何苗头。
安文轩比罗福兴大一岁,是当年杀马特达人家族的创始人。在罗福兴剪掉杀马特长发的2013年,安文轩也剪掉头发,应征入伍。
2015年,安文轩退伍,在海南加入老兵野营俱乐部,主要做野外拓展,遇到自然灾害也义务救援。在义务救援队中,安文轩的绰号是鳄鱼,在最危险的地方横冲直撞。
当然,安文轩还和以前的一些杀马特保持联系。大家结婚生子,或者忙于生计,聊天的话题也不再是杀马特。他没有看到哪个杀马特家族复兴,但是对新生代的杀马特忧心忡忡:“不能以杀马特的名义做违法的事,不能给杀马特抹黑。”
罗福兴组织杀马特线下聚会曾邀请过安文轩,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已经没有长头发,也不太可能再留长头发,“(退伍)军人的身份比杀马特重要。”但他仍然有一个和小公主类似的梦想,“以后有钱了,拍一部杀马特电影。”
四
曾拍摄过纪录片《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的导演李一凡知道中国存在杀马特的时候,兴奋地告诉学生:“中国有朋克了!”
但那时罗福兴早已剪去长发,杀马特已经式微。部分原因是杀马特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在最流行的那些年也没有真正进入过主流视野。后来拍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时候,土生土长的深圳90后摄像师乌鸦才惊讶地得知,在她长大的城市的远郊工业区,原来有一群和她年龄相仿、挣扎在工厂里的杀马特。
乌鸦第一个正式拍摄的对象是杀马特女孩白飞飞。她到广东打工好几年了,一直没见过海。她和乌鸦说了很多次,想去深圳看看海。到了海边,白飞飞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乌鸦意识到,她和白飞飞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
乌鸦联想到,拍摄之前,她对杀马特的唯一印象是“跟鬼一样,吓别人”。但走进杀马特的世界之后,她知道她和嘲讽杀马特的人一样,只是不理解杀马特,“但你有什么权利不允许它(杀马特)存在?”
即便有罗福兴出面,拍摄也并不轻松。2017年起,李一凡团队和罗福兴联络了六七百个杀马特,成功拍摄的只有67个。经历过数轮反杀马特行动之后,曾经的杀马特对李一凡表现出十足的警惕性。
接触久了,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共同点。他遇到的所有杀马特,都是90后、00后的二代农民工,平均十三四岁就弃学打工,但在沿海地区的工厂里,他们无法通过打工来实现在城市定居的梦想,索性游戏人生,连储蓄的概念都没有。“我拍摄的其实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他说。
为了了解拍摄对象,他在杀马特聚集的东莞市石排镇城中村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一个多月。晚上八九点工人下班,石排镇的商场、公园才热闹起来。李一凡观察他们,在邮局门口看到往家里汇款的年轻工人,每个人脸上都是疲惫。他看到他们吃的什么食物,用的什么牌子的手机,去哪里消磨时间,“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及其贫乏的杀马特。”
此前困扰他的一些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比如,杀马特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被主流接纳吗?答案略显荒诞,李一凡发现,杀马特受制于受教育水平、获取信息的渠道等原因,“他们没有‘主流’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杀马特)就是最流行的。”
在杀马特群里,话题只有两个:工作和女孩。杀马特的QQ空间里,最常见的照片是比爱心,“他们可能没有所谓‘抵抗’的概念,他们就是抱团取暖,想获得关心和认同。”他说。
即便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观察和心理建设,李一凡拍摄到一个叫伟哈哈的杀马特时,情绪还是崩溃了。
李一凡开车来到伟哈哈的云南老家,房子建在山崖边,没有装修,也几乎没有家具,但装了一条网线。拍摄时,伟哈哈已经决定不再打工,把妻儿带回老家生活,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留守儿童。
伟哈哈老家正在修一个水库,但他身体单薄,无法适应重体力劳动。他在老家竟然无法养活自己。李一凡发现,打工无法让他在城市安身,但回到农村他同样无所适从。
伟哈哈面对命运和社会的无力感,和他为了孩子不重复自己命运而绝望挣扎的姿态,将李一凡击垮。拍摄结束,李一凡拥抱伟哈哈,差点哭出来。
半年之后,李一凡得知,伟哈哈带着妻子再次外出打工。伟哈哈的孩子,还是没能逃脱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
五
罗福兴算过一笔账,东莞普通工厂的平均月薪在3000元至3500元之间,如果想通过打工在城市定居,那么一个月最少要存3000元,十年就能存36万,可以在东莞边缘地带付个超小户型的首付,前提还是房价十年不能涨。
因此,他的结论是打工不可能让他在城市定居,必须另寻出路。罗福兴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直播上,但平台对杀马特不够宽容。
小公主不能理解,她说:“每一个事情都应该有它存在和发生的权利。”如此强硬的表达很像当年面对反杀马特大潮的罗福兴,他已经反抗过,并且失败了。
25岁的罗福兴已经不把认怂看作丢人的事,“我们没得选。你们面对的是今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今天有的吃还是没的吃的问题。”
现实生活对杀马特的容忍度更低。国庆期间,罗福兴联络了一些杀马特,打算在石排公园聚一聚。但他们的计划被警方制止。
“在主流里面你这个东西(杀马特)不太允许,这(杀马特)里面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警察告诉罗福兴,“总之,这都是为你好。”
这不是罗福兴第一次被警察注意到。2013年,剪去长发之前,罗福兴在深圳的大街上行走,被巡逻警察带回派出所接受尿检。警察看了他的身份证,斜着眼训斥罗福兴给梅州客家人丢脸。
两相比较,网络上还残存着一丝宽容。罗福兴拥抱短视频的初期,和东莞一家策划公司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罗福兴的底线是不签协议,来去自由。具体而言,策划公司提供脚本、合作演员、拍摄和剪辑,罗福兴出镜配合。
他真正领略了资本的残酷。策划公司给罗福兴找来一个合作的女主播,大家叫她小草。小草是贵州人,30岁左右,第一次做主播。策划公司给小草和罗福兴描绘了一副诱人的蓝图。但合作还不到两个月,发布的作品播放量平平,罗福兴放弃了。
小草的处境也很尴尬,公司给她找了个年龄很大的男搭档,发布的作品没有反响,小草的粉丝量不过千。她被公司冷处理,不得已主动辞职。小草的经历让罗福兴后怕,“前一秒称兄道弟求你,你不能给他赚钱就一脚踹掉。”
六
11月8日晚上,罗福兴前往石排镇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城中村,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除了罗福兴,寿星朋友还邀请了十几个河南老乡,有理发店员工,有跑运输的司机,更多的是普通打工者。寿星夫妇帮助过罗福兴,在他没有工作的时候让他做过理发店店长。
去朋友家的路上,城中村的路旁停着很多摩托车。罗福兴最近对摩托车着了魔。走在路上,他对看到的摩托车评头论足,看一眼就能把排量、型号、成色、外壳材质说个大概。
摩托车是他隐藏梦想的一部分。杀马特教父的梦想,核心是养猪致富。他甚至已经回梅州老家的村子考察过,买一头小猪多少钱,喂到出栏的成本,大量养殖需要哪些手续。
按照他的规划,回梅州老家先通过养猪致富,赚到钱再养一些牛,而后承包几块地挖池塘养鱼,再买上一辆摩托车,在养猪场、放牛地和鱼塘之间来回视察。
听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另一个层面,这是一个已经打工12年的农村青年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终结打工生活的方法。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在深圳打工。年满25岁的罗福兴一直想给母亲安定的老年生活。那些打工和开理发店的经历,挺丰富但都不长远。短视频平台是他现在的出口,但是没人知道这次他是否能成功。
杀马特这口饭还能吃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认识到梦幻和现实的距离。他说,杀马特作为一种亚文化,兴起和衰亡都有自己的规律,“兴起也不是因为你罗福兴一个人,衰落也有很多因素。”作为个体,他能做的有限。
即便有朝一日杀马特真的实现复兴,“跟你罗福兴又有多大的关系?有些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无论如何,我仍然是个杀马特。”
他的隐秘梦想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他做好杀马特发型,独自一人骑上摩托车,驶离人群和建筑物,去一个没有目的地的地方。
罗福兴的朋友周艾伦也来参加生日聚会。他留着规矩的寸头,穿着得体,现在做销售工作,收入可观。但他是罗福兴的前辈,早在2004年,16岁的周艾伦就是一位狂热的非主流。
16岁的周艾伦离校出走,把长头发拉直板,染成黄色,穿上皮衣和牛仔裤到上海打工。但面对生存压力,非主流少年周艾伦束手无策,他剪去长发,回家接受父母的安排,进入体制工作。
“虽然不玩非主流了,但是我对审美还是很挑剔。”周艾伦说,他对发型非常在意,没有遇到过满意的理发师,直到2017年年初在深圳遇到罗福兴。罗福兴给他剪了一个模仿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发型,但视觉上又没有那么夸张,既符合他销售的职业身份,也保留了审美需求,“当时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同道中人,而且是一个已经对现实妥协过的同道中人。”
酒过三巡,罗福兴起身,他要赶回出租屋准备晚上的直播。周艾伦把罗福兴送到没有路灯的、黑暗幽深的巷子里。低矮的老砖房散发出莫名的霉味,巷子口两个大垃圾箱敞着口,边上窜着没拴链子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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