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遗产引发的认父之争：法理合情更能体现立法精准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基业长青的秘诀无外乎两点：一是做好家族财富管理；二是培养优秀的继承人。

张老板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在这两件事上都栽了跟头。

一、缘起

事情起于张太太去世。

某月某日，张太太突发急病撒手人寰，留下了5000万的遗产和仍在牙牙学语的小儿。

说是遗产，其实也都是张老板的财产。二人正值壮年，出于忌讳没有立过遗嘱。张老板觉得，太太双亲俱逝，自家的财产总归是自家的。

直到接到法院传票之前，张老板都以为自己现阶段的人生挑战，无非是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培养小儿茁壮成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陈生的女朋友去世了。

说是女朋友，其实是前女友。女人另有家室，二人就是因此分手。上月中旬，女人的闺密突然联系陈生，说女人去世了，但给陈生留下了一个孩子。陈生想办法见到了孩子，发现果然与自己有几分相像。

左思右想，陈生决定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聪明的读者一定猜到了，陈生的前女友就是张老板的太太。就这样，陈生一纸诉状把张老板告上法庭，请求确认与张小儿的亲子关系。

当然，还要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替张小儿主张分割张太太的遗产。

二、亲子关系之诉

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社会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人身关系。

抚养权、继承权、扶养义务等等，都建立在法律确认的亲子关系之上，法定的亲子关系首先产生于女性分娩的事实，随后延伸至合法登记的配偶关系。想要改变法定的亲子关系，除了收养、再婚等特殊情形外，必须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之诉。

亲子关系之诉，包括否认亲子关系与确认亲子关系两种，其依据主要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此外，已经颁布尚未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三、亲子关系：事实还是法定

本案中，陈生将张老板诉至法院，依据的是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第二款：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这一条款乍看合情合理，但仔细品味会发现，一方面，条文没有对于“当事人一方”设定限定条件，也就是说，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对法定的、稳定的亲子关系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必要证据”和“推定”此种模糊规定，意味着此种挑战无法被回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恩与养恩，血缘与法定，DNA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含着多少家庭的欢笑与泪水，但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将人性的复杂纳入考量，而是将亲子鉴定结果作为主要依据。

陈生举证其曾在特定期间与张太太同居，而张老板常年在外，且张太太曾表示张老板有不育之症，并有张太太的闺密作证。最重要的是，陈生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举证责任来到了张老板这边。张老板自然是拒绝做亲子鉴定，也不认可对方提交的鉴定报告，但苦于没有其他有力的相反证据，只能主张自己抚养小儿日久，与小儿父子情深，经济条件优越。而陈生并未抚养小儿，在张太太遗产分割前也从未主张确认亲子关系，对张小儿并非真爱，而是图谋不轨，将张小儿作为瓜分遗产的工具。

但千言万语，抵不过法院认可了陈生所提交亲子鉴定报告的真实性。

陈生与张小儿的父子关系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根据《民法总则》，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下一步，陈生将代理张小儿请求分割张太太的遗产。

四、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法不容情，但法理合情才是立法的终极目的。

张老板落得个人财两空，有其对家族财富规划不够重视的缘故，但也有我国对于亲子关系的规定重血缘而轻法定之缘故。

由于亲子鉴定涉及公民的隐私，各国法律对于亲子关系的法律认定都有着复杂的规则。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44条“生父否认之诉”中规定，诉权的主体是生母、生母的丈夫以及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提起诉讼也有严格的时效限制。

瑞典的《亲子法典》中规定，分娩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产生推定父子关系，亲子鉴定可以推翻这一推定，但“准生父”无权对“推定父亲”提起诉讼。[Prospective father lacks the right to litigate.(NJA 1970 s 347 and RH 1995:85)]

这些规则的背后，反映的是法律对于“家庭”这一最小社会单位的态度。是生物事实决定，还是家庭稳定优先；是父母意愿为主，还是子女利益至上？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可能是1989《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中最广为人知的内容，随着公约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通过，这一原则也成为欧陆法处理亲子关系的皇冠原则。

如果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指导，那么已存在的亲子关系、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各方共同生活的基础、各方与儿童的感情基础都应当是法院裁判时需要纳入考量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婚姻法解释三》中“一刀切”的规定虽然易于执行，但忽略了亲子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

五、结语

父与子，夫与妻，亲情的羁绊和血缘的追寻是人类永恒探讨的话题，甚至在正义女神的天平上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以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目标，裁判者能做的、应做的，是以“家庭稳定”和“儿童幸福”为指南，在每一个个案中，也许两利择优，也许两害相权，最终找到一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抉择。

（作者方青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桑田为实习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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