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雕像的前世今生（下）

木雕彩绘观音像，辽。故宫博物院藏

《水月观音图》，元，颜辉（传）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木雕彩绘观音像（局部）辽。

故宫博物院藏

□祝勇 文/图

著名的龙门石窟，十万尊石佛面向洛河的支流——伊水，组成无比浩荡的合唱阵容。山峦如舞台，它们的笑容上反射着大河的光芒。北魏孝文帝时代，第一尊佛像在山崖上迎风站立，此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佛的形象在少数民族的朝代里受到宠爱与浇灌，如莲花般次第盛开。

故宫收藏着许多北魏时期的石质佛像，但那时的观音还没有从众佛中独立，也没有特殊的标识，如果不借助题记佐证，我们很难将她们与其他菩萨区分开来。

许多人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看见过一尊辽代木雕彩绘观音像，立在故宫博物院科技部的木器修复室里，下唇、手指、飘带都有缺损，胳膊有劈裂，足下的圆形莲花座也松散了，但是，年复一年的风雨侵蚀，她依旧不动如山，沉静似水。

壹

观音的造像 透露开放与达观

在西来的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观音菩萨起到了开道先锋的作用，因为她仁慈、温暖、平易近人，重要的是，它很“管用”——至少《观世音应验记》这样的书籍都这么说。西晋时翻译的《正法华经》里说，人们只要一心称颂观音名号，就能解脱七难三毒，还能化作三十三种形象，为众说法解难。这无疑降低了菩萨的身段，使之平易近人，同时也降低了佛教的门槛，让众生（尤其是没文化的普罗大众）能够越过那些繁缛深奥的经文，直接得到佛的慰藉。

著名的龙门石窟，十万尊石佛面向洛河的支流——伊水，组成无比浩荡的合唱阵容。山峦如舞台，它们的笑容上反射着大河的光芒。北魏孝文帝时代，第一尊佛像在山崖上迎风站立，此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佛的形象在少数民族的朝代里受到宠爱与浇灌，如莲花般次第盛开。观音的造像，也隐藏在这密密麻麻的佛像中，她的形象气质，透露着少数民族的开放与达观，“仿佛在暗示那精神内在的喜悦可以解脱石头的沉重与负担，化成一缕微笑而去”。

故宫收藏着许多北魏时期的石质佛像，但那时的观音还没有从众佛中独立，也没有特殊的标识，如果不借助题记佐证，我们很难将她们与其他菩萨区分开来。

在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少数民族朝代里，菩萨像大多脸形瘦长，五官清秀，有如邻家女孩，明丽生动，亲切可人。我们看龙门石窟同时期的观音造型，也基本上与故宫收藏的造像风格一致，一副“秀骨清像”。

到隋唐，盛世的光芒降临，均匀地涂抹在曾饱经战乱的版图上，遍护一切众生的千手千眼观音像和十一面观音像才盛装出场，身体也如前章所说，由清瘦（隋代）变得丰腴肥美（唐代），项饰、臂环、腕镯等饰物日趋繁丽，女性特点也开始显露，身体的曲线、渐渐突出的乳房，日益掩饰不住。唐代画家周昉创制了水月观音体，以月亮、水和较为随意的坐姿构成水月观音的主要标志，后为各代画家所效仿。有人形容她“颇极丰姿”，而她的衣冠服饰，依旧是贴近普通人的，“全法衣冠还近闾里”，这份自由俏皮，与世俗百姓亲切相融。

大唐之后，天下再度分崩离析，于是有了五代十国。前面说的后唐、后晋，不过是五代中的小朝代而已，如云烟般，过眼无痕。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一统江山，幽云十六州，还是失落在中原的版图之外，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才得以部分解决。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有辽、西夏、回鹘、吐蕃、大理等国，呈半圆形，密密实实地包裹着中原王朝。即使在太平盛世，疾驰的马蹄声也未曾在大地上消失，生存还是毁灭，依旧是缠绕人们心头的庄严命题。从耶律德光的白日梦开始，菩萨一步步深入辽国的疆域，去安抚那一颗颗被强悍的外表所包裹的脆弱内心。

辽国全盛时期的版图无比辽阔，它东北至今俄罗斯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边界则固定在今天津海河、河北省霸州市、山西省雁门关一线。

贰

木雕彩绘观音 代表着一种圆满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通体皆白的白衣观音，潜入林海雪原，分化成千个万个微小的身体，进入契丹人的帐篷，在青烛冉冉中被供奉。佛教也挣脱了战争、政治这些宏大叙事，进入了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死亡是所有宗教的起点，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巨著《东方的遗产》里所说：“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大概就不会有神灵。”但它的终点却不应再带来死亡，而是指引心灵生活，让它超越肉身。毕竟，生存在这世上，人还是需要信仰的，佛教两千五百多年不曾泯灭，与其说是佛教自身的力量，不如说是人们对信仰的渴望。于是，在北国冰寒的夜晚，不知有多少温暖的愿望在契丹人心头涌动，有多少诵经声在捻动佛珠的节奏里响起，然后融入夜晚，一点点发酵成历史，被我们铭记和缅怀。

因此说，少数民族纵马南下，建立跨文化的王朝，给了文明——尤其是佛教以新的机会，并助力于华夏多元文明的聚拢与聚变。而在我们经常抱以偏见的契丹王朝，无论佛教造像还是佛教本身，都有了令人叹服的发展。

自从观音进入“辽”国——一个以辽阔命名的国度，观音的形象就在契丹工匠的手里被重新塑形，在承载了五代隋唐传统的同时，加入了契丹人的新时尚：辽代观音，已不再像唐朝那样强调身体比例的匀称，而是上身偏长，以显庄重；服饰方面，繁琐细致的衣褶与简洁明了的大线，则形成强烈的对比。

许多人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看见过一尊辽代木雕彩绘观音像，立在故宫博物院科技部的木器修复室里，下唇、手指、飘带都有缺损，胳膊有劈裂，足下的圆形莲花座也松散了，但是，年复一年的风雨侵蚀，她依旧不动如山，沉静似水。

我不知道她被雕凿出来的准确纪年；不知道白衣飘飘的观音菩萨，从幽州城出发，一路向北，在北方幽蓝的天空下走了多久。我只知道，在大地的北方，到处是望不到头的巨树，在树的下方，蔓延着青绿的深草，“绿色的汁液在叶片上黏稠地流淌”。辽国的森林资源天下无双，这为观音造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而辽代工匠惊人的职业水准，透过那些气质高贵、细腻准确的观音像，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尊辽代观音像，观音的面孔肌肤圆润细腻，工匠成功地隐藏了刀刻的痕迹，故意追求一种类似泥塑的效果，而她的衣褶，却有刀刻斧凿的力度，尤其在莲花座的上方，观音下身的裙褶垂搭下来（当代画家徐累曾经痴迷的皱褶），带着织物的重量感。在小腿处，还有弯曲似小蛇般的衣纹线条，艺术史家称其为曲蛇状衣纹。这种曲蛇状衣纹被看作辽代造像独一无二的标识。

战事纷繁的动荡年代，终于被写成了历史，菩萨千年不易的微笑却保留了下来，放在今天的时空里，或许更加契合。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周年，慈宁宫作为雕塑馆开放，这尊来自辽代的观音像（尽管不是白衣观音）在雕塑馆里展出，仿佛隐匿千年之后，一次庄严的复出。

那被耶律德光移到木叶山里的观音像，笔者不曾见过（不知是否存留到今天）。在笔者眼前的，是这尊刻印着辽代风格的木雕像。她净如圆月、眼睑低垂的慈悲样貌，足以跨越千年光阴，在瞬间弥合十个世纪的时空距离，让笔者在想象中与大悲阁那消失的观音像相叠印。尽管造型几经变化，但她此时站立的地方（北京），正是白衣观音当年的出发之地。起点与终点重合，严丝合缝，像一个封闭的圆圈。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圆满，正如她的手印、和圆月般的面孔所昭示的那样。

（作者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本版文图来源：《故宫的古物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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