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张莉：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女性生活的脱节

从被前夫烧伤至死的拉姆到被“假靳东”欺骗的底层中年女性，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将性别议题不断推到大众的视野中来。面对这样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话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过往的女性书写中寻求力量与新的认识？

最近，《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书作者张莉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进行了分享。

作为新旧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戴锦华和张莉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谈论的话题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延伸到中国当下女性写作的现场。女性写作的意义何在？女性写作能做什么？她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戴锦华（左）和张莉（中）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一本致敬之作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张莉的博士论文专著，在博士论文首次出版的时候书名叫做《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戴锦华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张莉认为她的作品正是对前辈的致敬之作。在清华读研的时候，她第一次读到《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我读到那本书以后非常激动，它一直在我的枕头边。我每天读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慢慢产生，因为《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

“等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自己的问题是，这些作家她们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在她们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我当时非常好奇这些女孩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因为她们考上大学才可以成为女作家，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

在张莉看来，“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是受到“浮出历史地表”深刻影响的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在思维方式或者写作方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是它的问题的起源，它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从那本书里来的，没有那本书就没有这本书。

在戴锦华看来，她在张莉的书中读到了一种“挑战”的动力和一种对话的力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启，在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从无到有的发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那些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他们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所以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都携带着社会的激进命题。”

戴锦华认为，虽然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五四一代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些都是她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兴趣盎然的地方。

张莉

还原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

在具体写作的时候，张莉采取了一种看似很笨的功夫——去查史料，查研究资料。她花了很多时间泡在中科院的图书馆里，翻阅一九零几年的那些妇女杂志，还有女学生的那些报纸。

“这样的话就会看到关于妇女史，这些女学生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她们发表的那些作品是什么，她们当时喜欢的校歌，不缠足，怎样进学校，女中学生当时的环境，学校里面的规定是怎样，女孩子怎么逃学……等等这些东西。”张莉说。

张莉认为，她要找到细枝末节的这些，看起来是细枝末节，但是当你站在具体的女性写作者角度，会觉得这些细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

“你在慢慢进入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时候，慢慢发现到那些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我当时写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写出那一代属于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开始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得我作为女性经验的这些力量或者是认识，她们遇到这些困难或者她们遇到这些困扰的时候是怎样做的，这是这本书对我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张莉谈道。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学院路径”

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学院路径。它经由学院路径，但从来不是学院路径。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筹备这届妇女大会的召开，国际所有重要的基金会资助了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来中国“传道”。这个经由世界妇女大会普及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实践性和社会性。

“反而不同的是经由网络所出现的网络女性主义，这个网络女性主义经常以基层妇女为主体，有专业人士参加，但是以基层妇女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它也不是学院以人文科系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经由网络的媒介，经由网络的社群，在网络上汇聚起来的一些相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形成的一个言说的实践的脉络。”戴锦华说。

“所以在我的感觉当中，它们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互相消长的脉络。但是在中国社会发生脉络当中，中国文化发生脉络当中，是网络的、以城市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高为主体的人群的文化，逐渐覆盖并且抹除了基层的、年长的、边缘人群的文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曾经以基层女性为主体的那样一种，带有运动但同时也带有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意义的女性主义基本消失了。”戴锦华也认为。

戴锦华

重建一种社会的共情风暴

张莉谈到她曾被一位男性批评家问道，能不能组织一个写作，就是关于中国女作家书写家暴，因为他觉得几乎当下所有女性作家对于家暴这一题材都是躲避的。

张莉也谈到了自己做新女性写作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对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个脱节。

“我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女作家一定在她的作品里像反射器一样反射，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缺失或者不敏感，可能也是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张莉认为。

戴锦华提出了另一种理解路径：今天会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发生。这里面就关系到，这些会写作的女性，她们对遭到家暴的女性之间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也就像今天的作家对于边缘人、对于弃民，他们有没有共情的可能？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梦想作家和社会中的多数不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感情投注给那些占不到份额的弱势的人群，去和他们共情。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可能成为个人的选择。”戴锦华认为。

戴锦华表示她仍然抱有一种希望，“今天的世界，文学、人文学应该成为必需品，如果这个世界上人文学不能令自己成为世界必需品的话，世界没有希望了。”

张莉也谈道：“我期许有一天中国女性写作或者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新一代里面，有我们自己的杨笠或者李雪琴，她也许现在正在某个地方放羊，或者某个流水线上工作，但是有一天她在网上开始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因此而有一些些改变。”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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