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关注诺奖还需重视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人物简介】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古生物学家。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九、第十任所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0月5日起，2020年诺贝尔奖六大奖项陆续公布。目前，今年诺贝尔奖有关自然科学的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每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关注科学解释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好好反思问题的机会。周忠和表示，要重视基础研究，以好奇心为动力，培养创新人才，继续进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只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努力营造真正创新的环境，该得奖的时候自然会得。但不管是否获得奖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诺奖是思考的机会基础研究需要重视

新京报：如何看待每年国人比较关注诺贝尔奖的现象？

周忠和：每年不光科技界，其他领域的人也在关注诺奖，像科技周一样。产生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注当然是好事，是对科技、对基础科学的传播。但我觉得，关注诺贝尔奖除了进行科学解读、意义阐释之外，还需要更多反思，反思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看到问题的机会。

新京报：除了诺贝尔奖之外，还有哪些科学奖项值得关注吗？

周忠和：诺贝尔奖其实仅限于几个科学领域：物理、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涵盖的领域是比较基础的。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三大学科，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和综合性领域。像数学、计算机、地球科学等很多领域，是没有诺贝尔奖的。为了表彰这些领域的最高成就，人们也设立了各种奖项，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图灵奖，环境科学领域的泰勒奖，专为天文学、数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设立的克拉福德奖等等。这些奖项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对当前科学领域的覆盖面比诺贝尔奖更为广泛。像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的克拉福德奖，就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的范围缺陷。

新京报：截至目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籍科学家仅有屠呦呦一人，你觉得一个国家获诺贝尔奖的多少，能否反映其基础科学水平？

周忠和：我认为从长远意义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能说明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整体实力，但同时确实存在时间滞后效应。首先，大趋势在统计意义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存在滞后效应是说，并不是今天重视了，过5年或10年就会得奖。比如日本，近20年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这显然不仅是20年努力的结果，实际是更长时间教育与科研的积累。从培养人才，到做出的成果被认可，有时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滞后。这需要对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的真正重视，更需要长时间坚持。

新京报：你觉得诺贝尔奖和基础科学的关系是什么？

周忠和：诺贝尔奖的标准，是要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虽然不完全是基础性的，但基础科学是其主导内容。像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对黑洞的发现，是纯科学的。

基础研究很重要，值得重视。国之利器,岂可受制于人，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强大，纯粹做一个技术强大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科学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需要提升基础科学水平。尽管目前我国科研研发投入增长很快，但是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还是不足的，这是值得反思的。从国家的角度讲，要提升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撑。

新京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如何平衡？

周忠和：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够平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经济、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只满足于科学的利益，而不去探求其中的原理是不对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不好转化的，但不能因此而不重视基础。

好奇心是源泉，要培养创新人才

新京报：从科学家个人来说，你觉得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什么共性？

周忠和：首先，是非功利性的。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谈感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奖而工作的。其次，是好奇心驱使和长期坚持。如物理学，是纯科学的、纯基础的探索，这些科学家的确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在长期坚持，而不是跟风。好奇心是指导科学研究的初衷，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好奇心与坚持共同成就基础研究。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里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不鼓励好奇的因素，怎么理解？

周忠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谦虚、和睦等等，这些确实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因素，也是阻碍科学的诞生、发展、创新的。譬如，中国人性格是很含蓄的，同时也是很保守的。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王朝更迭、战争等，总体上有很长的不太平时间，辛苦的百姓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别讲究学以致用，因此有时我们往往过于功利，这影响着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认识。

做科研是为了什么？除了要转化为技术应用，还要探索基础的规律、机理，这很重要。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看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们的好奇心会受到文化和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但要从事科学的事业，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纯净的心态，不要过于功利。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如何培养年轻人的创新精神、激发好奇心？

周忠和：培育创新文化土壤，要强调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就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强调记忆和对知识的掌握，而不是创新和提出问题。

从小学开始就要培养孩子有科学精神，有好奇心，敢于提问题，有质疑精神，这是根本。在大学阶段，要鼓励学生形成交叉思维，因为一些创新往往来自于学科的交叉。因此，每年的诺贝尔奖应该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好好反思的机会，不只是科技界，教育和各领域也要反思，创新型社会发展涉及多个领域。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创新文化土壤

新京报：如何才能创造一种真正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土壤？

周忠和：怎么样创新文化氛围土壤，科学评价体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科学评价体系作为指挥棒不可以过分功利，要常抓不懈。要继续进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反“四唯”，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

新京报：除了科学评价体系之外，还需进行哪些努力？

周忠和：此外要继续深入科技体制改革。要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尊重用人主体的自主权。政府部门需要做好“加法”和“减法”，理清哪些需要政府部门做，哪些是科技界要做，哪些需要社会、市场做。

“加法”是政府部门出台宏观政策、合理分配科技资源、保障知识产权、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管理。“减法”属于学术共同体自身应当去做的事情，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应当真正回归科学共同体。给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大学、研究所要有更宽松的氛围，这也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

同时上述讲的，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好奇心，培养创新人才，以此来共同形成创新的文化土壤。

新京报：你觉得未来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会增加吗？

周忠和：中国处在一个对科技高度重视的年代。国家投入，科研人员也很努力，我们有很大进步，但也要承认依然存在差距。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改革进入深水区很难，中国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要有魄力和决心将改革继续下去。

获诺贝尔奖急不得，科技进步才是根本，得奖不是目的。只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营造真正创新的环境，该得奖的时候自然会得。

随着中国科学成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我觉得将来一定会出现代表重要科学突破的研究成果。但不管是否获得奖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新京报记者李玉坤实习生谢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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