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十年之前,阎连科写了《我与父辈》。“我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本书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直到觉得自己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河南嵩县田湖瑶沟,这个小小的村庄,包含着阎连科对现代中国乡村世界的观察和想象,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故事,就是最初供给他的养分。而在“父辈”的男性中心视角之外,还有她们。她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出嫁、生子、持家,最后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重走这样的人生路。隔着光阴和天涯,阎连科感到,“原来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的。”于是,他写了《她们》。
《她们》也是家族叙事散文集。阎连科回忆往昔,讲述母亲、姐姐、嫂子、婶婶们,自己的几位相亲对象,以及另外一些乡村女性的故事。从序言开始,阎连科就在思索一个问题: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首先是人,然后才做了女人?也就是说,阎连科想要从自己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出发,继而探讨中国乡村女性的生存处境。
这些故事相当私密,充满了只有亲近的家人或亲身经历才能知晓的细节,某些欢笑、某些哭泣、某些对话、某些情绪、某些放弃和坚持,“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引号里的这句话,是这部集子的结尾句,类似用语屡次现于文中,阎连科还反复念叨,“说有光就有了光”。在黯淡的、无望的日子,这些箴言仿佛神启,支撑着日子过下去、过下去。作品弥漫着忧伤的、温柔的生命气息,那些细腻的陈述和铺叙,浮动于记忆深处的意象,在时间长河里发光。
书中还经常出现一个词,窄门。阎连科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女人们走向婚姻。阎连科生于1958年,因从军从文,他才有了机会跳出农门,但他的原生家庭仍然依附于乡村,作为农家子弟的阎连科即便小有文墨名气,彼时也只能与农女谈婚姻。那些尴尬的、微妙的描述,有种卢梭式的忏悔意味,那个被抛入城乡对立的文化意识里的敏感的、想要更好前途的年轻男孩,与那些处在“被审视”状态的年轻女孩的处境其实是一致的,捆缚着他们的枷锁是来自性别的,也是来自时代的、来自周围环境的,来自人类所有遭遇的宿命般的结果。
在那个年代或更早一些的时候,“爱情”是被抽离的、令人羞耻的东西。组织的审核批准,一枚公章决定了无数人的一生。“皇权不下县”的农村,婚姻自有一套潜默的规则。首先考虑的是家境,是不是“吃公粮”的,家里有多少壮劳力,然后才是相貌品性,依靠媒妁之言和一时眼缘,就这样缔结了一桩桩的婚姻。所以,阎连科感叹,“能让婚姻不与家庭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在一起,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智识、境界和牺牲。”婚姻权的让渡,逼迫女性接受父权制的压迫,低下头颅,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不可知的主宰。
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脱离了阎家的范围,记叙了另外一些“她们”,那些从乡村进入城市、被城市生活吞噬的女性。她们的性别处境和欲望,物欲诱惑与多重暧昧的权力纠葛。阎连科运用文学的解剖术,进一步呈现看者/被看者的两性地位,“局外人”的视角和明显加工意图的笔法,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边界。不管如何,他的原点,是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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