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霞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魂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孕育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中汉字文化独树一帜。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汉字铭刻着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先民就在岩石、器物上摹画契刻图画符号,孕育了文字的雏形。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如贾湖遗址的龟甲、半坡遗址的陶钵、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的陶尊,这些符号虽尚不能系统记录语言,但已是我们抵近先民世界的文化“密码”,闪现着中华文明的曙光。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甲骨文无疑是殷商语言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文化标本,它历经数千年岁月冲蚀,依然能以其独特的形态、简练的文辞、宏大的体量,确证中国古史关于先商早商的历史叙述,展现先民早期社会的生活图景,留存着中华民族久远而清晰的文化记忆。
汉字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创造了稳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语言生活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统一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标准实行“书同文”制度,文字统一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俗用的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秦汉以来汉字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文书行政之制大体确立,汉字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力量。几千年来,汉字体系前后相继、未曾断裂,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
汉字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有力维系着汉语的发展走向,使汉语在方言多样性与文化共同性上达到了平衡统一。中国地域辽阔,在长时期人群流动与文化变迁中,汉语形成了北方、吴、赣、湘、闽、粤、客家等几大方言区,有些方言差异很大,口语通解度较小,单凭口头语言甚至难以沟通。但汉语并没有在历史演变和地域变异中分化为不同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字能够超越方言差异,“代偿”了沟通信息、联通人心、汇通文化的功能。正如李约瑟所言,“单音的象形文字的发明对中国起着一个强大的维系作用”。汉字这种“通古今、达四方”的超时空力量,源于其表意文字的本质特性。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委身于口语语音,而是通过形、义等符号要素直接锚定语言的意义系统,“得意忘言”的书面语使不同时、地的人们可以方便地进行信息传递。
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民族交往、语言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汉字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中国疆域扩大、民族交流加深,汉字很早就从中原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是他们借以交流和记事的工具。秦汉时期,北方匈奴族“无文书簿领”,其信函印玺都使用汉字。唐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起初习用汉字,后仿照汉字于10至12世纪创制了契丹文(大字)、西夏文、女真文,留存下来一批民族语言文献。这些比照汉字形貌特征和构造原理创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系文字”,共同组成一个“汉字大家族”。直到现在,有些汉字系的民族文字还在民间使用,如壮族的方块壮字、白族的传统白文,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树立在拉萨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了汉藏两族“叶同如一”的团结情意。13世纪初,元朝政府规定,“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清代的语言生活如同《五体清文鉴》所展现的那样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其中汉字是当时文书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中最重要最通用的文字,因此编纂《康熙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在中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程中,汉字不仅是族际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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