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扩权要避免做简单“加减法”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该建议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将充分采纳。（9月27日澎湃新闻）

“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给导师“扩权”，原因在于在一些学校与学科，导师权力受到较大掣肘，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而如果导师权力受到限制，在研究生培养上欠缺必要的主动权、自主权，导师“权力过小”，这就不利于释放研发能量，不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但在给导师“扩权”的问题上，又不免让人担忧会导致导师权力过大，从而加剧学生的“弱势地位”。实际上，导师权力过大，导致导师与学生之间地位“不平等”，在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给导师“扩权”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就很常见。一些高校导师往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权力较少受到监管与监督，这也让一些导师并不以学生为本，而是挖空心思为自己牟利，自己带的学生成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

所以，舆论担忧给导师“扩权”会加剧导师“权力膨胀”，这样的担忧的确是空穴来风。但到底是该给导师“扩权”，还是保持现状，甚至给导师“限权”?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做“加减法”，也不是简单给导师“扩权”或“限权”。

一方面，要能对导师“扩权”，给予导师充分“自主权”，松开束缚导师手脚的“绳索”，从而更好释放研发能量。另一方面，则要对导师进行“限权”，要能限制导师的任性权力，要遏制导师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的现状，要将导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如要能保障学生的申诉权利，要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管与监督，对于导师也要实行“优胜劣汰”，不足以胜任自身职责的导师，要予以“清退”。

通过“限与扩”来对导师权力进行“修正”，让导师权力既能够正常行使、充分行使，又不至于权力滥用、权力任性。这样才能保障好学生权益，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还有利于促进师生间的关系回归正常。（戴先任）

再评论 权力赋予易 责任压实难

按照教育部的答复，研究生导师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在决定研究生分流退出、能否授予学位等问题上享有更大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同步加强对导师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研究生培养过程和关键环节公开化、制度化，极可能出现导师权力膨胀，滥用权力威胁研究生，发生侵害研究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赋予、强化导师的权力很容易，压实导师指导责任难，对导师的制约监督难。虽然，教育部的答复也强调，培养单位要完善质量控制和保证制度，抓住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落实全过程管理责任。但是，这些关键环节的管理和监督能否全面落实，真正起到制约监督作用？依笔者看，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是进一步对导师的权力进行放权，而是适当收权，不是赋予权力，而是监督权力。研究生教育培养改革的重要任务，应该是进一步规范导师的权力，加强对导师权力的监督制约，强化导师的培养指导责任，确保导师的权力不滥用，不妄为、不偏向，确保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降低，不打折。 （刘运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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