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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英雄,就是站在那里,无人敢犯

来源:济南时报 2020-09-26 13:47   https://www.yybnet.net/

□新时报记者 徐敏孙婷婷 绘

2004年,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热播,获得了巨大而良好的社会影响。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关注,并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重量级大奖。在战争的残酷与牺牲中思索个人命运、人性底色,并且融入浓重的家国情怀和顽强崇高的革命信念,是徐贵祥军事文学作品一贯秉承的艺术风格。

近期,徐贵祥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出版了《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两部军事小说,再谱抗战英豪传奇。记者以此为契机采访了作家徐贵祥。

一个灵感孕育出一部叙事文学

新时报:这两部《英雄山》是构思极为巧妙又前后呼应的故事。请问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或者说小说的主人公有原型吗?如果没有,您是如何构思出这样一个精妙的传奇事件的?

徐贵祥:其实,任何一部小说作品都是有原型的。有的是直接的原型,有的是间接的原型;有的原型是一个人,有的原型是很多人。具体到这两部作品,有一史实线索。前些年我曾经看到一则史料,其中一段提到抗战前夕国民党派特务到陕北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未遂。这则史料很短,就几句话,不了了之,却唤起了我无穷的想象。我想象这个人的长相、性格、行为、结局,久而久之一个人物就成形了。同时,围绕这个人物,另外一群人物也就成形了。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甚至一句话,就可以擦亮灵感的火花,不同的灵感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火花。我是一个有英雄理想的作家,所以这个灵感最终孕育出来的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叙事作品。

新时报:《英雄山·伏击》中,易晓岚这个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性格历练非常复杂,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脸谱化”即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人物。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应该更考验一个人的人性。您如何理解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对人物的造就和历练?

徐贵祥:一个生命诞生之初,无所谓善恶是非,关键要看他生长的环境。易晓岚这个人物的生长环境非常有意思,他的童年是被当作女孩子养的,在家庭的地位中是渺小的,在社会的地位中是卑微的,他胸无大志,手无缚鸡之力。恰好是这么一个人,给他换个环境,换个方式,换个活法,他就会爆发出超常的潜力。这就叫“从底层出发,在绝望中诞生”。

我写这个人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我们距离我们的英雄理想还有多远。有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实现英雄理想遥远如天上的星星。而另一些时候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实现英雄理想随时都有可能。从根本上讲,有当英雄的思想准备,有当英雄的行为准备。那么,只要土壤成熟随时可以成为英雄。甚至可以说,赋予我们家国天下情怀,把我们放在那样的语境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军事文学的目标是呼唤和平

新时报:中国乃至世界范畴内均出现过很多优秀的军事(战争)文学作品,国内如《林海雪原》,国外如《永别了,武器》,甚至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军事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这些是不是出现在您的阅读经历之中,并且影响了自身的写作?

徐贵祥:从大的方面讲,军事文学也好,非军事文学也好,都是表现人的情感命运的。但是,战争是一个特殊领域,有特殊的行为方式,有特殊的事件,构成特殊的语境。军事文学书写,需要一定的军事常识作为支撑,蕴含着战争语境的行业文化。

我们中国的军事文学作品,从散文类型的《孙子兵法》和传记类型的《史记》,到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可以划到军事文学范畴,为后世的军事文学提供了土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抗战文学问世,我在青少年时代读得很多。后来当编辑、当业余作者,读了不少苏联卫国战争作品,继而也读了英美一些军事题材小说,比如《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第二十一条军规》等等。

新时报:比起其他文学门类,您认为军事文学带给读者不同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启迪是什么?

徐贵祥:首先,文学是有用的,没有用的文学作品不存在。所谓“有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的作用,一个是负作用。当代中国的军事文学,提供的都是正能量。中国古代即有“文以载道”的思想,到了近代和现代,梁启超、鲁迅等人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文学艺术,蔡元培干脆说,“以美育代宗教”,这是我进行军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中国当代的军事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寻找和呼唤英雄主义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文学正能量。

军事文学表现的是战争,但是并不等于说军事文学就是鼓励战争、挑动战争,军事文学的根本目标是呼唤和平,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我在《马上天下》里借主人公陈秋石之口说得很明白,“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所以学会了打仗”。中国传统兵法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上战不战”,意思都是通过战争遏制战争。遏制战争需要实力,只有当你强大到可以和强敌抗衡的时候,战争才会退避三舍。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讲和平的,只能去呼吁或者抗议。

英雄,就是站在那里,别人不敢侵犯你,这就是我的军事文学理想。

创作军事文学,经历不可缺少

新时报:有人写作靠想象力,比如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写战争;有人写作靠经历,比如很多作家笔下的故事其实大多来源于自身经历。您如何看待“想象力”与“经历”的关系?是否想象力比经历更重要?

徐贵祥: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经历非常重要,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悲壮、英勇以及微妙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茅盾为什么强调要写“自己身边的事”就是这个道理。鲁迅也说过,一个非洲人,从来没有见过冰块,让他去表述“冰”的感觉,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认为,没有战争经历的人表现战争确实有很多障碍。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脱离既有的经验,除非写神剧。当然,想象力也很重要,还有观察力。一个作家很有悟性,观察力和想象力都很强,只要有一点体验就可以举一反三,就可以由此及彼,同样可以写出很好的军事文学作品。

同样,一个想象力和观察力都比较呆滞的人,哪怕天天泡在战壕里,他也写不出来小说。就军事文学创作而言,经历不是唯一的,但它是不可缺少的。当然,经历有直接的经历,也有间接的经历,关键要看我们想象的触角能否抵达现场,能否从时代和岁月的迷雾中透视真相,只有写出战争中人的真情实感,才能唤起回眸战争的芸芸众生的真情实感。

新时报: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算是文学作品中最大的品类之一。您如何看待另一种重要的品类——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徐贵祥:我读书比较杂,比较顺从自己的兴趣,很难说偏爱哪一种类型。早期阅读,更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看故事,看热闹。后来自己拿笔写小说了,也读一些比较超现实的作品——我说的超现实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同现实若即若离,可以用现实的逻辑来解释、来推测。超现实实际上也是从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它的优点是可以打破定势思维,拓宽视野,让我们进入战争的现场,去发现更大的可能。

这两部小说《穿插》和《伏击》,从故事看,多少也有点超现实的意味。但是进入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我觉得不仅没有超现实,反而同现实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实主义——本人并不赞同文学创作有什么“主义”,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借用这个概念——其实是个理想,或者说是个梦想,随着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奇迹,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东西,那恰好是所谓现实主义书写忽略的或者错过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深入地发现和挖掘,大可不必理会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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