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离“新市民”有多远？昆山首办新市民生态建设论坛

回家，仍是中国2.9亿多农民工最殷切的归途。

9月18日，江苏昆山举办的首届新市民生态建设公益论坛上，众多学者重新定义了农民工群体，称之为流动的“新市民”、“城乡两栖者”。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指出，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5.5%。即便如此，依然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乡愁”在城镇化进程中“久久不退”。

事实上，这一概念转换的背后，承载着诸多人口和社会问题，包含人口流动、生产生活、身份认同和人口流动导致的留守儿童、婚恋问题等。

可以说，新市民的生态建设才刚刚开始。论坛的举办地昆山，正是一个外来人口众多，面临新市民生态建设重任的地区。

究竟，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画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才能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市民”？这些都值得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画像：“和以前不一样”

“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亿人，人数目前还在增长，但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博士称，新生代农民工发生着新的流动和更迭，“90后”、“Z世代”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主流。

会上，王俊秀还代表课题组正式发布了《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后简称《报告》）。《报告》从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工作、生活、经济、社会心态及未来规划等七方面真实呈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

王俊秀表示，此份报告和以往不同，以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人为主要样本，立足全国农民工的整体现状。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他发现，从基本特征来看，农民工中“00后”的比重也在上升，学历为大专和本科的比例增加，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升。此外，调查对象中超过17%的人属于城市户口，真正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其实不到六成。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并非全都与城市毫无关联。

然而，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在生产生活、身份认同和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留守儿童、婚恋问题等方面依然突出。

澎湃新闻从报告获悉，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之间，每周工作时间在6天左右。从经济状况来看，近八成调查对象表示经济基本独立，但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期待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正是其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在生活上，他们对当下的城市生活满意度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城市归属感较低，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社会心态上与城市的“隔离”。从调查结果来看，近七成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或工人，而非“新市民”或“市民”。

与此同时，澎湃新闻注意到，调查对象中父亲或母亲曾外出打工的人数高达八成。从留守经历来看，近四成调查对象有过留守儿童经历，且在有子女的调查对象中，子女是“留守儿童”的比重最大，占比同样近四成。

由此可见，农民工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留守儿童“代际传递”问题，非常明显。

成为“新市民”的关键：更多选择权和认同感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看来，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流入易、融入难，从农村离开易、回归难，关键是要弥补城乡的差距，打通双向自由流动的通道，让这一群体可以成为“城乡两栖者”。

“其实还是选择权的问题，当地要保障（农民工）基本权利，比如子女教育问题，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王春光说。

人口流动在提升社会活力的同时，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层次也有了明确的变化。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唐有财称，必须要认识到权利主体的变化，“这关乎获得感的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找谁来帮助，或者哪个主体帮助更大一点？”基于相关模型分析，唐有财认为，若政府提供了比较好的帮助，那么农民工的获得感会增加，对政府、对城市的信任度也会提升。

同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褚荣伟提出，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加强身份认同是一个内升互动发展的过程，必须挖掘他们怎么互动，以及如何和周围的人和环境互动，还包括和未来的自己如何互动。

“市场化的确可以带来资源和要素有效配置，但是并没有去真正帮助我们完成身份信息转化，宽容的政策和包容性的发展是更重要的。”在市场化水平、工资收入等对乡城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方面，褚荣伟为新市民生态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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