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数据库无法代替传统的史料学训练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作者：仇鹿鸣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古史辨》

编著：顾颉刚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21世纪初，数据库的出现与普及在史学界引发了不小的变动。传统的史料收集方法日渐式微的同时，新一代的历史学者赶上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原始红利。技术的进步对当下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读书时代正赶上学术写作的转型期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这一段话，常常被仇鹿鸣拿来引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人既是职业读书人，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理清事件之间的关系，消除思想中的矛盾，并对可能面临的质疑提前做出解释和修订。

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优秀的演讲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现那种具有张力的戏剧性，并以此吸引读者-听众的耳目。一个优秀的演讲家所说的话可能存在前后矛盾、语义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过声音、语调和情绪左右听众的想法。而优秀的历史写作也总是要抓住读者最揪心，最张力的触点作为起笔。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论据是有效的，也要让观点具有逻辑性，经得起读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台上的演讲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

作为学院派青年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鸣的历史写作生涯开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直博的经历让他接受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磨炼，同时也深感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写作者的制约。时下学术论文越写越长，大量材料反复堆砌的风气让他不以为然。无论史料和话题是否有趣，写作的首要目标是力求简洁而明炼。

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对话仇鹿鸣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关注的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改编？

仇鹿鸣：前段时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写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好由历史学家自己来完成。通俗不等于简单，不等于迎合民众，《万历十五年》、《叫魂》这样的作品，虽然产生了超出学术圈的效应，但也不能说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读者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体验也是不同的。

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较少写出这类有“出圈”效应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彻底区分专著与论文，很多学者的专著只是他们的论文集，有一些会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写出有设计感的专著。考核和评级的压力让多数学者专攻学术论文，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我的第一本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所以受到历史圈外的关注，倒不是因为写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题材在中国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纯粹的论文写作，首先就是简练而清楚。由于数据库的技术帮助，现在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倾向越写越长，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铺排。首先你需要让别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谈论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写出有趣味的、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空想。

新京报：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历史学者，在搜集史料方面与老一辈的历史学者有什么不同？新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历史写作？

仇鹿鸣：需要承认的是，数据库的出现，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正好赶上这个转折的时代，当时《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正值上线，这么庞大的数据库，还可以让你进行全文检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数据库帮助我们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写出比较多的、质量还不错的论文。与我们的老师相比，我们积累材料时间比较短。过去，很多老先生都是用手写的卡片来积累史料，其实是通过手抄的方式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后来的学生就把相关材料抄下来，分门别类地放到自己的柜子里。在我们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其实老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卡片的，这就是过去时代认可的积累材料的范式。

信息化带来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我能够更快地确定哪些题目不能写。我们在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题目已经被你自己否定掉了。这个过程对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在过去，你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收集材料，最后发现原来的设想是完全错的。数据库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可以让我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总结这样一个题目，少走了很多弯路。

数据库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过去的学者收集材料就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了数据库之后，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提出一个问题，发现前人已经证明过了，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取出更多的材料来强化这个观点。这种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相对来讲，史料价值有了明显的下降，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换句话说，数据库在降低了学者收集材料的压力之后，对学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如何更好地分析、利用、解读和批判史料。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还处在吸收数据库的原始红利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很多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由于有了这个辅助工具，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的学术训练。因为数据库是超链接形式的，它是不断跳跃的，是碎片化的，而且是目的性很强的。如果数据库代替了传统的目录、史料学的训练，代替了文本精读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学术生产数量的增加，但从长远来说可能会降低研究的品质。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看”

“高三时，我在一家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仇鹿鸣）

采写/新京报记者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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