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公众的担忧不只针对“文明码”本身,更担心这种趋势会导致技术滥用,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乃至细微瑕疵都有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数据疤痕。
“文明码”来了,我们离文明更近了吗?
最近,苏州推出“文明码”的新闻一出,在社交媒介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据当地回应,其初衷旨在倡导文明新风尚,并且是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文明码”得分不与个人信用挂钩,对入学、落户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均没有影响,也不会作为惩戒的依据。
即便如此,“文明码”还是触及了数据探照灯下几近裸奔的普通人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没有评估个人文明程度的“完美算法”
从科学上讲,一个人总的文明程度不仅无法量化评估,而且从根本上讲是不能被科学测量的。诚然,在一些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运行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量化评估体系,可以对人在某方面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评估,甚至通过积分和扣分的方式施以奖惩和引导。
例如,可以用信用积分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求信誉,还能通过违章扣分制约司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同时,对于人们是否具有某方面资质或资格,也可以通过某种复合的评分系统进行计算。
例如,在现有情形下,可以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和广泛的公众讨论,赋予不同的个人评分大致合理的权重,从而决定个人是否具有买车、购房、定居等资格。
即便是这种某一方面的评估,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而“文明码”的问题在于,将有限领域和特定目的的量化评估,拓展到了对个人文明程度的总体评价,这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人是否文明,一方面表现为可见的言行,另一方面取决于内心的精神状态,同时还与其教育程度、生活际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能够对其中不可量化的方面强行估值,也无法找到一种用于计算文明程度的完美算法。
因此,不管是哪种高精尖的“文明码”,都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标准与规则制定者的主观意愿。甚至可以说,人的好坏是绝无可能用科学测量和数据计算出来的,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价个人文明程度的“文明码”。
因此,“文明码”的设计者或许以为这是一场值得探究的科学实验。但这实在是个“美丽的误会”,“文明码”虽然有大数据的光环,可实际上却是伪科学的。
大数据滥用会导致新型机器官僚主义
不论是科学精神还是创新文化,其本质都在于求真务实;一旦放弃了对真理和真实的追求,必然导致科技的滥用,其结果只能是违背人性。
首先,一个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应该有不被评估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自由。这样说并不是为了主张某种抽象的权利,而是因为人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活,而不应该像小学生那样为小红花而活着。“文明码”的副作用恰恰在于让人不自觉地为了评分系统而活,从而抑制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其次,人的文明与向善既是社会文化引导的结果,更取决于在生活历练中的自我反思,其关键在于社会应该给予个人一定的包容度和自我修正的空间。
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表明,根据公开的或者一时的表现来评价人的社会管理方法固然有诸多积极意义,但过于依赖这一方法,难免让少数善于伪装的人钻空子。
另外,由于“文明码”穿上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外衣,还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机器官僚主义,让社会处于无人化治理的焦虑之中。
客观上讲,“文明码”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日渐生活在一个数据化的世界中,每个人所留下的各种数据都有可能被分析、被画像,从而实现精准管理、精准营销。
但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应用中,已经出现了数据偏见、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弊端,既影响到人们的现实利益,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使人有失尊严。
这次苏州的“文明码”之所以引来反弹,倒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坏,而是人们对这样一种趋势心怀忧虑,人们担心自己在无情而高效的机器面前将变得越来越脆弱。人们担心,数据化生活一旦蜕变成技术滥用,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乃至细微的瑕疵就有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数据疤痕。
如果真是这样,不论是评估者还是被评估者,都不会真正感到自在。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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