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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猛 转战七个多月“追疫人”归来 从武汉到乌鲁木齐,地坛医院蒋荣猛追着“新冠”打满全场;他认为,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避免打破生态平衡

来源:新京报 2020-09-08 00:56   https://www.yybnet.net/

9月1日,蒋荣猛完成在新疆45个日夜的抗疫工作后返回北京。

受访者供图 1月28日,武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给北京来汉的医疗队员做培训。A10-A11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陶冉 蒋荣猛(左)在乌鲁木齐。受访者供图 3月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蒋荣猛和北京医疗队专家在讨论新冠肺炎患者病情。

9月第一天,蒋荣猛回家了。

住惯了酒店,习惯了时间被“新冠”占得满满当当,回家的第一感觉,几乎有些虚幻。

作为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战疫之旅在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前就开始了。南下,北上,南下,再北上,从1月的武汉,6月的北京,到7月的乌鲁木齐,追着疫情,他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蒋荣猛干了一切能干的活儿:扎进发热门诊调研疫情,进隔离病房查房治病,指导定点医院改造病区,参与制定诊疗方案,为几千名援鄂医护培训授课……有时一天跑几百公里,只睡一两个小时。

他几乎经历了我国近二十年所有重大疫情,内心对病毒早已“脱敏”,但见到疫情蔓延一座座城市,仍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驻地的床头柜上,他写下了“保卫武汉”,有时还对自己说,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接到任务后拎一个背包就闯进武汉

蒋荣猛的朋友圈,还保留着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日的三条记录。第一条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要点,第二条是《读书笔记之冠状病毒》,第三条是《冠状病毒:SARS和MERS之比较》。

去年12月底,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作为感染科医生,蒋荣猛对病毒更为敏感。病原尚未确定,但既往冠状病毒的基本特性、传播渠道、防护手段是已知的,不少人追问,他便写了文章,解答疑惑。1月9日,蒋荣猛在上海开会,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让他马上去武汉。

电话持续了不到2分钟,去做什么、去多久、去哪家医院都没有细说,但两头都习以为常了。蒋荣猛没有更多行李,随身一个背包,拎了就走,当天抵汉,接他的人看了一愣,开玩笑说,你就这么来打持久战了?

这个突然的抗疫任务,最终的确演变成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持久战。到达后头半个月,蒋荣猛在当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挨家踩点,试图摸清“新冠”的底细。

情况并不乐观,病房中患者病情严重,有的因呼吸衰竭插了管、上了ECMO,没有危重至此的,很多也出现了肺炎,超出了一般的流感;一周内,发热门诊的接诊量翻了数倍,患者等候的队伍排上了马路;核酸检测能力有限,大量患者因此难以短时间确诊,拿起CT片一看,典型的“白肺”;不论核酸结果,都需要隔离治疗,但医疗资源挤兑,医务人员、防护物资、隔离床位,都明显不足。

看到的情况,让蒋荣猛一刻也不敢停下。他记下了解到的情况,需要增设定点医院、从各地增派人手、加强对武汉的交通管制等建议也一并写下。到了晚上,就将白天的所见所想上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看病、培训、改造病区,不遗余力抗击新冠

在武汉,蒋荣猛待了109天。查房救人之余,但凡感染科医生能做的事,他都做了。

为了承接激增的感染人群,武汉越来越多的医院成为新冠定点医院。治疗传染病,院感管理的要求更高,大多医院的分区隔离达不到要求,遇到新年,人力物力短缺,改造更为困难。

蒋荣猛到了现场,先去病房楼走一圈,掏出本子画地图,帮他们确定最易行的改造方案。有两个进出通道的,就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之间打隔断、加门;只有一个通道的,就拿出第一层作为清洁区,便于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消毒。他还否决了不少方案,有的医院试图在地上画线作为分区,被他制止了,有的楼体条件过于简陋,怎么改都有感染风险,他建议医院不要硬上,把病人转走。

除夕之后,各省向武汉派出医疗队,蒋荣猛承担了紧急培训的任务。一周内,他培训了3600多名医生护士,最多的时候,一天辗转六个医疗队驻地、行程超过200公里。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特点、预后、防护措施等。同行见他太累,建议录个视频,不要次次都去现场,他想了想,等到下一场仍然站在讲台上。

“看视频,和看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告诉你真的不用怕,效果是不一样的。”蒋荣猛说。刚来武汉,有医生朋友进隔离区,一定要拉上他同行才安心,他由此察觉到,恐惧光靠知识不足以抚平,还需要某些更为感性、直观的东西。后来,每走进一个医疗队,他都会说:“我来了半个月了,你们看,好好儿的。”讲完课,总有不少人向他提问,换了一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不变,他要反复解答。因为说了太多话,口干舌燥,第一次有种嗓子眼都在喷火的感觉。

随着床位增加,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成为重点。他时常去各家医院“挑病人”,把病情重的、即将转重的分辨出来。临时改造的医院,临时增派的人手,未必都能开展重症救治,一些医院氧疗设备不足,ICU床位爆满,他就将患者转去条件更为成熟的医院。

白天多是在医院中度过,晚上回到酒店,例行参加研判会,持续到凌晨一两点。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的八个版本,他全程参与其中,讨论方案变更,往往到凌晨两三点,结束后,他负责撰写诊疗要点,人虽在武汉,同时为北京录制诊疗方案解读培训音频,活儿干完到了四五点,睡一两个小时,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我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工作状态。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到了这个时候,个人得失已经不去考虑了,没有人会喊累。”发热门诊、隔离病房中的所见所闻,让蒋荣猛心头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有一天回房,他在床头柜的纸条上写了四个字:保卫武汉。有时心里会想,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七个多月打满全场

蒋荣猛的“抗疫”,比一般人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

4月27日,武汉在院病例动态清零,援鄂三个半月的蒋荣猛返京。7天后,他再次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前往湖北,42天里,负责巡查无症状感染者,指导复工复产。

北京发生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后,6月15日,蒋荣猛回到阔别半年的单位北京地坛医院,接管应急七病区,救治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相关患者。

34天后,阵地再换。乌鲁木齐疫情发生,蒋荣猛随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专家组来到新疆,指导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工作内容仍是那些:查房、培训、指导救治、院感改造、研讨诊疗方案。但从最初的至暗时刻一路走来,越往后,工作越发从容顺畅。

“武汉是遭遇战,谁也不知道疫情的走向,一切举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后期,我们国家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个病怎么治、怎么防,换一个城市,仍能有成熟的应对思路。”蒋荣猛说。

到乌鲁木齐后,他同样帮助当地医院进行院感改造。一家医院原本做好了支出上亿的准备,蒋荣猛给出了最省时易行的方案,开销不到前者的百分之一,72小时内即改造完成。他负责八个病区的巡查工作,每天参加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病情研判会,原本,对于重症患者插管上机的时机,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新冠疫情早期,不同地区的救治理念也有出入,多版诊疗方案对这一问题不断明确,这些逐步达成的临床共识,为新发疫情的城市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45天后,乌鲁木齐疫情平复,蒋荣猛完成了又一次支援任务,回到北京。

“疫情折射出社会问题,人类应该吸取教训”

抗疫七个多月,蒋荣猛成了同事眼中的“追疫人”,追着新冠,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200多天中,他住惯了酒店,窗外总是异乡的风景。去时是武汉的冬天,小雪落在身上,像雨里掺着沙子;春天很快到了,街边开满了杏花、玉兰、海棠,湖边堤岸是满树的粉白樱花,一场雨过,满地落樱,也无人观赏;四五月份,夏天近了,城市热闹起来,酒店门口摆起大排档,夜深了,人们依旧兴致不减;去过多次的乌鲁木齐,变成了一座无人出行的城市,一个多月后,疫情散去,人车涌上街头,逐渐有了流动的风景。

最让他难忘的是4月8日,武汉解封。晚上十点多,他和朋友们特意借了车驶上街头。途经黄鹤楼,有志愿者得知他们身份,满面感动,火车开过,感谢的话语淹没在轰鸣中,但所有人都听进了心里。到了零点,长江大桥边开始点灯,高楼亮起,医疗队的影像在屏幕上闪现,激光束摇摆在夜空中,城市复苏的一刻,美好得如同梦境。

这一年,他有过不忍、有过愤懑、有过疲乏,唯独不曾害怕。初到武汉,他戴着一个外科口罩,一头扎入满是患者的发热门诊中。和传染病打交道二十多年,经历过SARS、鼠疫、埃博拉,令外界闻之色变的病毒与细菌,蒋荣猛已习以为常。

在他眼里,这些简单又顽强的微生物,是与人类同源同根的地球邻居,未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疫情来了,“抗疫”之外,更多问题值得注意。

“现有的治疗,主要关注病人的生理健康,但很多患者面临心理与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会对疾病进程带来影响,这是临床治疗时应当注意的;疾病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治疗干预手段不一样,临床上也应加强对病例分类管理。”

临床治疗之外,蒋荣猛还常思考,即便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人类仍不能预测新疫情、也无法在疾病面前全身而退,技术与资源并不是万能药方,反思现有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迫切。

“这几十年,新疫情不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让我们措手不及。SARS、MERS之后,业界把‘宝’押在流感,研发药物、增设监测点,以为不会再有新的冠状病毒,结果今年,新冠来了。下一次是什么,谁能预料?”

“为什么原本不为人知的病毒进入了人类社会?是不是人类对资源求索过度,离大自然过分近了?破坏森林,过分消耗能源,导致全球变暖,微生物的繁殖与变异必然受到影响;贪食野生动物的恶习,给了病毒更多跨越物种屏障的机会,频繁的聚集、狂欢,则让传染病更加易于传播。”蒋荣猛说,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要将发达与发展等同于资源消耗,生态平衡被一再打破的同时,人类也难逃反噬。

另一个让他关心的,是弱势群体。

二十多年中,他出差去得最多的是贫穷的西部,很少去发达的东部。他看到传染病的“习性”——喜欢穷人。穷人生存环境恶劣、免疫力低下、健康知识与医疗资源贫乏、密集聚集居住,无一不利于疾病传播。新冠同样如此。在美国,大量有色人种患病死去,相比之下,富裕者似乎离病毒更远,即便感染,也能得到更为及时的救治。

“很多时候,弱势群体是失声的,但我们不能不更多考虑他们的处境,漠视他们经受疾病折磨的同时,其他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疫情就像一面镜子,‘和平’时期被忽视的问题,此时都会清晰地折射出来,我们只有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应对下一次挑战。”

新京报记者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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