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学历、职业、收入 哪个对孩子入学准备影响大

儿童的早期发展与其所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密切相关，但作为一个综合因素，社会经济地位通常包括家长的学历、职业、收入等多方面的考量。那么，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否会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儿童的发展？其中哪个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呢？

在今年四月刊发于《家庭过程》（Family Process）的《解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构成要素与中国学前儿童入学准备之间的关系》（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nese Preschoolers” School Readiness）一文中，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任丽欣、澳门大学教授胡碧颖、香港大学教授张晓对中国广东省588个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进行了为期一年（2015年-2016年）的调查，并在家庭投资模型（family investment model）理论的基础上尝试考察家长的学历、职业及收入如何分别通过家长参与家庭学习活动和儿童参与兴趣班这两个机制影响孩子的入学准备。

该研究在广州、中山、肇庆三地进行受访家庭抽样，以囊括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家庭，并且从理解性词汇、汉字阅读、早期数学技能和社交技能四个方面测量孩子的入学准备。

结果表明，家长的学历、职业及收入这三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都与儿童入学准备的多个方面有关，但影响的机制有所不同——父母的收入仅通过孩子参加兴趣班这一路径与孩子的入学准备程度相关；而父母的学历和职业地位则通过家长参与家庭学习活动和儿童参与兴趣班两个途径影响孩子的入学准备。

三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儿童入学准备的影响，虚线表示无显著影响。以上结果汇总图改编自论文研究结果。任丽欣 制图

论文的第一作者任丽欣认为，由于我们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家长的学历、工作与经济状况，了解单个变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帮助决策者从中间的机制入手进行干预，进而避免儿童因教育不公平所导致的发展鸿沟过早地出现。

近日，澎湃新闻就上述研究与任丽欣进行探讨，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澎湃新闻：论文提到，早期研究单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孩子入学准备之间关系的许多结论差异较大，这是为什么？

任丽欣：很多研究都关注了家庭背景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对于具体如何去测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考虑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但在不同的研究中，大家对指标的应用又存在差异。比如，有研究仅将母亲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而在美国一些关注贫困家庭的研究更倾向于用家庭收入需求比（family income-to-needs ratio）这一考虑家庭收入与家庭人口数量关系的指标。

对于先前研究结论上展现的差异，除了所用测量指标的不一致，也可能是由于样本和研究工具的不同所导致。以研究工具为例，在测量儿童早期发展的相关指标时，让老师汇报、家长汇报或对儿童进行一对一测验的结果可能不同，同时，使用单次采集数据的研究与使用多轮数据的研究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研究的设计有关。

澎湃新闻：研究选择了家长在家庭学习活动中的参与和孩子参与兴趣班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影响孩子入学准备的两种路径。这样的设计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

任丽欣：许多国内外关注儿童成长的研究都会关注家庭中的教育、学习活动，特别是家长参与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当前研究更有中国特色的一点是对于孩子上兴趣班的关注，据我所知国外很少有研究纳入这一因素。

在西方，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上兴趣班似乎没有中国那么普遍，他们可能参与更多由社区机构、教会等组织的课外活动，或者在家长的陪伴下培养一些兴趣。相较之下，中国家长对幼儿兴趣班的关注度更高。此前，我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孩子上兴趣班的受访家庭比例达80%以上，虽然该研究中的样本家庭收入偏高，并不特别具有代表性，但考虑到国内兴趣班基本都由商业机构开办，价格形成一定的门槛，因此在设计本次研究时，我们就假设家长的收入可能与孩子上兴趣班密切相关。而在本次的广东省样本中，孩子在上兴趣班的家庭占到约50%。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前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论文合著者胡碧颖教授的项目，该项目关注的核心是学前教育的质量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当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成数据带来的局限。比如，虽然数据记录了受访家庭的孩子是否上兴趣班，但家庭投入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包括孩子的家庭居住环境、所能接触的玩具、图书资源等，这些因素在现有数据中没有被系统测查，但值得关注。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研究结果，家长学历、职业、收入，哪个因素对孩子入学准备的影响更大？

任丽欣：三者的影响都比较大，但是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三者中最大。家长职业的影响跟受教育程度相比稍弱一点，但是两者比较相当，家庭收入的影响在三者中最小。很多其他国家的研究其实也是发现了教育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和收入，所以是一个更为根源性和核心的变量。

这一推论也从我们对上述因素影响路径的分析中得到验证。我们起初的假设是，家长的职业可能只影响他们在家庭教育活动中的参与，因为职业水平更高的家长可能会特别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更投身于教育活动，但结果证明，家长的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活动与孩子参加兴趣班两种机制的影响路径高度一致。

考虑到中国自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面临一定困难，职场对学历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现在家长学历与所任职业高度挂钩也符合逻辑，可能与西方国家比较之下，这一现象在中国更为凸显。

澎湃新闻：研究表明，家长收入对孩子的社交技能有直接影响，但这一影响与研究中测试的两种机制无关，这意味着什么？

任丽欣：这个研究考察的两种作用机制均基于家庭投资模型理论，而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投资模型理论可能不适用于解释家长收入对孩子社交技能发展的影响。我们进一步猜测，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可能为解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收入较低的家长所感知的经济压力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健康与控制行为的能力，进而削弱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的高敏感性等积极的育儿行为，从而影响孩子的情绪健康，并伴随产生一些行为问题。但是，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并没有获得家长经济压力水平、情绪健康等方面的相关数据，因此没有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验证。

此外，其实除了我们探索的两条路径之外，家长学历、职业、收入都还对入学准备的一个或者多个方面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明，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路径在中间起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居住环境、家中的物质环境，还有家长对孩子未来职业和教育的期待以及孩子自身的期待。

澎湃新闻：结合中国社会的现状，论文的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有何启示？

任丽欣：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比较了美国中产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育儿方式，总结出协作培养与成就自然成长这两种模式。许多现有研究也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与孩子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之一。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一因素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北欧的学者发现，在当地社会，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对孩子未来学业发展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公共政策比较关注弱势群体，教育体系的设置也考虑到了如何使所有孩子都能够公平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因此，不同经济背景的孩子所上的学校的质量并没有很大区别，家庭收入的悬殊并不会对孩子所受的教育带来巨大差异。

而在中国，孩子早期的发展水平因家庭背景产生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除了学区房所带来的入学门槛，课内外教育都要求家长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家长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教育责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低收入或是低学历的家长可能没有时间或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他们的“弱势”更为凸显。如果国家未能关注到这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可能会导致孩子早期的发展越来越悬殊。许多研究也都发现，孩子早期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密切相关。

现在的家长重视孩子的发展，所以越来越早、从多方面地进行投资。虽然有这样的意识值得欣喜，但我们也发现孩子之间的发展鸿沟也出现得越来越早了。如何让鸿沟闭合？我觉得个体家庭可能很难去操控，因此还是要从国家层面，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尽可能地保障教育的公平。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社会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孩子早期的教育公平？

任丽欣：在近期研究中，我对兴趣班关注得比较多，因此就以兴趣班的问题为例。在刚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我们分析了参与兴趣班对不同家庭孩子的影响，发现了一个有些讽刺的现象——相较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兴趣班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的发展更有利，也就是对于这类孩子来说，兴趣班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越没有条件让孩子上兴趣班，但是兴趣班反而对这类孩子更有益。这一现象背后的解释可能为，家庭背景优越的家庭可能已经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家庭内教育的条件，兴趣班中学习的东西或许多多少少跟家中的经历是有重复的，那么儿童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额外受益。而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家庭可能没有资源（不管是时间、精力还是物质资源）为孩子创设那么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因此当这些孩子有机会在兴趣班中接触到一些家中没有体验过的学习材料或学习活动时，他们就可能从中获益较多。

我们并不是要阻止家长去给孩子报兴趣班之类的兴趣班，但是兴趣班的存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孩子的发展鸿沟。单从消费的角度考虑，参加兴趣班可以促进消费，助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能将兴趣班等同于其他的消费产品来看待吗？如果考虑到兴趣班对孩子发展的作用有限，那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单纯的消费行为最终消费的是孩子以及他们的时间。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兴趣班视作一种纯商业行为，任由市场自由决定，因为它对孩子产生的一些隐形效果我们可能无法在短期内看出，也没有办法精确测量。我们在结果中看到一些整体的、积极的影响是中和了个体差异之后的结果，因此不能排除参与兴趣班可能会对部分孩子没作用或者产生负面的作用。国家需要警惕兴趣班在市场化运作下可能对孩子产生的负面作用，以及其对教育不平等的加剧作用。

确保教育公平需要大量投资，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幼儿入园率，目前被提上日程的是如何提升总体质量，但考虑到当前学前教育资源缺口仍然庞大，估计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确保教育在学校的情境下实现公平。

而在家庭环境中，教育公平的实现可能更加困难，需要政府加大对社区资源的投入，比如设立孩子可以免费借阅书籍的图书馆、开展公益的课外活动等。但由于社区资源的投入与地方经济高度挂钩，各社区的可利用资源也存在差异。

此外，自发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早期教育中的资源差距。比如，我读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在他福建农村老家建了一个图书馆，通过招募、捐款的形式为当地提供书籍，也会组织讲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去当地活动。可以想象，地方村落或者社区文化可能逐渐受到图书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目前来看，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社区所能提供的免费服务和资源依然匮乏。(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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