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溪山行旅”走向“都市印象”

张岱叶灵凤

□新时报记者 徐敏

自古至今，中国文人多偏爱乡村而疏远都市。整个一部中国文学史，“溪山行旅”的山水乡村文学占据主流，而“都市印象”则处于末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近些年致力于都市文学研究，一本《想象都市》是该项课题的文章结集。陈平原围绕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历史纠葛和文化积淀的城市，或追问鲁迅的西安之行为什么没有写出《杨贵妃》，或揭示叶灵凤、李欧梵两代香港文化人士的悠扬记忆……在都市现状中建言献策，颇见他奉行的“人间情怀”。中国有没有“都市文学”

一座城市是有好几种面貌的。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作为一名文学研究学者，陈平原近几年研究课题的关注点在最后一种，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也可以谓之“都市文学”。

可以将“都市文学”理解为与“山水田园文学”相对的概念，但是它的概念远没有后者这么悠久。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在杂文《<十二个>后记》中，鲁迅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的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现诗歌的要素。”至于中国，鲁迅则说得很肯定：“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鲁迅自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着深刻而精辟的见解，不过也仅是一家之言，陈平原举出了他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看法。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就给明朝文人张岱奉上了“都会诗人”的桂冠：“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陈平原也认为，对鲜衣美食、华灯烟火、梨园鼓吹、花鸟古董等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有特殊兴趣的张岱，确实与传统中国文人对山水田园的夸耀大异其趣。“假如不把都市诗人与现代主义直接挂钩，那么，周作人的意见未尝没有道理。”在周氏兄弟的分歧上，陈平原更倾向于周作人的观点。

在传统文学中，相比于都市，文人们确实更眷恋乡村。在晚清以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当然，都市文化也并非对文人没有吸引力，“都市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繁荣，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陈平原认为，所谓“大隐隐朝市”，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才是文人们的最佳选择。

而在学术研究上，陈平原更倾向从“溪山行旅”走向“都市印象”。能够做到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解和熟悉，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陈平原说。

鲁迅淡漠的“古都”情结

《想象都市》这本书中论及的文学与都市关系的文章并不枯燥，实际上一些话题还十分具有探索性和趣味性，比如作者花费了数十页的篇幅讲述为何鲁迅游了古都西安之后，放弃了原本计划中的作品《杨贵妃》的创作。

1924年7、8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往西安讲学。据说这趟西安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构思中的小说或者戏剧（学术界还有争议）《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西安之行结束时，这个计划便取消了。从现存的孙伏园、郁达夫等人的记录中可以确定，鲁迅的确是计划过写作《杨贵妃》，而取消的原因，学界倾向于鲁迅对当时西安城的衰微破败非常失望，没有在这里看到“唐朝的天空”。

参考了前人详尽的探讨和大量鲁迅文本的研究后，陈平原的结论是，鲁迅之所以放弃《杨贵妃》的创作，主要不是因为李、杨爱情消逝，而是亲临后他对城市的淡漠和失落。长安城在不同的文人眼中自然有不同的风情和解读方式，这与作家的学识、历史感以及文化趣味有关。“翻阅《鲁迅全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古都’‘帝京’之类的说法，鲁迅其实不太感兴趣。”陈平原研究发现，在鲁迅的著述中，提及“古都”“古城”的次数非常少，并且是语带嘲讽。他笔下的“古都”“古城”全都暮气沉沉、危机四伏，绝非希望之所在。

鲁迅在南京、杭州、北京这3座古都均居住和生活过。即便如此，这些城市均没有在他的著述中留下深刻印记。陈平原举例说，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在杭州时，“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面对世人赞叹不已的人文景观，鲁迅兴趣索然，他还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讥讽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所以，一方面鲁迅对古都十分漠然，亲临西安之后显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唐朝的天空”，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没有完善的长安城的考古、建筑、壁画等资料。基于以上原因，陈平原认为鲁迅放弃了《杨贵妃》理所当然，甚至是明智之举。

鲁迅放弃长篇小说或多幕剧《杨贵妃》的写作，对后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遗憾。“可经过对鲁迅为何放弃的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促成我们探讨古都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的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陈平原认为。

叶灵凤的“香港书写”

在1938—1941年，因抗战爆发，大批作家南迁到香港，形成了“南来潮”。在这批作家中，陈平原认为最认同香港的作家是叶灵凤。叶灵凤（1905—1975），毕生主要生活在两个洋场，解放前的上海和30年代后的香港。早年他曾加入创造社，是为数众多的和鲁迅结过“梁子”的文人之一，被称之为“才子加流氓”。1938年离开上海后，他在香港度过了37年的余生。

散文家冯亦代撰《读叶灵凤<读书随笔>》中就写道：“能将香港的历史与风物写入一书的人，大概要首推灵凤了。”在1947年叶灵凤写给《星岛日报》副刊的发刊词中就称：“不管你是喜欢还是憎恶，香港终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可说太缺乏注意了，更谈不到学术上的研究”。基于这种态度，叶灵凤始终没有停止香港书写。在陈平原看来，叶灵凤在香港最重要的著述，莫过于《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香港的失落》等系列作品。

“现代人对于籍贯，不像古人那么重视，即便出生地或者成长记忆，也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历经多次迁徙，只要住下来，拿起笔，从事有关‘香港’的书写，就值得关注与庆贺。”陈平原认为，这些作品当然应该被纳入香港文学的考察范围。叶灵凤就是如此，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把香港这处他乡当成故乡积极书写，他关注香港的史地与风物，文字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趣味。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曲折投射乃至具体而微地落实在叶灵凤以及同时代文人李欧梵的香港书写上。这些在香港文学史上算不上最优质的作品，却是一种难得的城市书写形式。

叶灵凤与香港、文学还有过这样一段令人唏嘘的机缘。1942年，一代才女萧红在香港病逝后被草草地埋葬在浅水湾。上世纪50年代萧红迁葬广州时，叶灵凤亲送骨灰到深圳。戴望舒记录他凭吊萧红的诗作，“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和他一起去萧红坟头放上一束红山茶的，也是叶灵凤。老辈文人，风流云散，朋辈间真挚的友情却依然让人低徊不已。

余光中《十年看山》诗云：“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是这些青山的背后，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临别香港，方才懊悔错过了香港山色的妩媚，“顿觉他才是失去的梦土”。陈平原说，幸好有叶灵凤这样，外乡人在香港也是“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榜样。

新闻推荐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在京成立 王辰院士担任中心主任

中日友好医院。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张成杰?摄7月26日，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成立大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召开，中国医学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