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资料照片)。新华社发20世纪40年代,董必武任中共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长期住在红岩村,同时承担了南方局很多具体事务。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会议开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镜,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了看大家,就开始作检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了字同意报销。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
那个时候,红岩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来到红岩村,看到办事处的同志天天吃空心菜、胡豆,比延安的伙食还要差,便提出给大家增加伙食标准。就是这样,也还是很困难,财务收支控制很严,不能报的坚决不报,由董必武亲自审核。
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按理说,发现后纠正过来就行了,但董必武却没有这样看,而是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上来,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
董必武在会上说:“当前办事处除了工作处在虎穴之中,做事要认真、谨慎外,生活也很困难,必须艰苦度日,每一样东西都要从节约出发,不能铺张浪费,每分钱都要计划着用。”
董必武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说到自己头上来:“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我们办事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从中吸取教训,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努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也请同志们对我进行监督。”
董必武检讨后,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作了发言。邓颖超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她对这件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强调了办事处的财务纪律,同时也肯定了董老严于律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会议开得既严肃又融洽,达到了目的。后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也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作了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有一次到重庆重访红岩村,在参观了董必武卧室的陈列后,向身边的人谈起了六角钱车票报销的故事。说着说着,她的语气从平和变为了严肃:“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了检讨,现在有些人贪污、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呀!我们要向董老学习,牢记红岩村的革命历史,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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