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淤积、想太多病、愤恨亲族病 | 那些无法翻译的怪病

席卷新加坡的“缩阳”病

“不要害怕Koro！”1967年11月7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头条大声疾呼。在那之前几天，一种奇特的现象席卷了整个新加坡。有数千名男子认为自己患了“缩阳”病，他们极端焦虑，认为自己的阴茎正在萎缩，并相信自己最终会因此死去。

1967年新加坡报纸相关报道 | mothership.sg

群体性癔症很快蔓延开来。男人们拼命想保住自己的生殖器，用手上的一切东西把它给扎起来——橡皮筋、晾衣夹和绳子都用上了。当地的无耻庸医也趁机发财，开始推荐各种注射剂和传统疗法。

街头谣传，男性阴茎突然萎缩是因为他们吃了某些东西。当地人的怀疑集中到了猪肉上，在这之前新加坡政府曾强制农场给猪接种猪瘟疫苗。民间传言，吃了打过猪瘟疫苗的猪肉，就会染上Koro病。流言之下，猪肉销量一落千丈。

公共卫生官员努力辟谣以遏止癔症的爆发，解释说癔症的原因只是“心理恐惧”，但他们的努力并不奏效，后来仍有超过500人到公立医院去求诊。

一个害怕Koro病而用夹子将自己生殖器夹住的男性。| Koro Study Team. (1969).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ed J, 10, 234-42.

你可能想象不到，对失去阴茎的恐惧有多普遍。它在东南亚就相当常见，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叫“koro”——其源头可能是爪哇语中代表“乌龟”的词，表示乌龟把头缩进龟壳的样子。

Koro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近的一次爆发时间比你想象的更近——2015年的印度东部，当时癔症感染了57人，甚至包括8名妇女，她们的癔症表现是害怕自己的乳头往身体里退缩。

Koro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依存综合征”（culture-bound syndrome），也就是只在某些社会出现的精神疾病。过去几十年中，像这样“无法翻译”的失调只被当成一种奇观来研究，它们似乎只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些角落，那里的民众愚昧无知，才会臆想出种种怪病。

而另一方面，源自西方的精神疾病却被视为普遍现象——每一种疾病都是“货真价实”的，都可以在美国精神病学的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的神圣书页中找到。

但到了今天，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真相并非如此。

韩国已婚妇女，

会得“愤恨亲族病”

在海地中部的高原地区，人们常常会生“reflechi twòp”病，意思是“想得太多病”，患者沉湎于自己的心事，最后连家门都出不了。

在韩国，有一种叫“Hwa-byung”的心病，大致可以翻译成“愤恨亲族病”，它的病因是看见不公道的事情之后压抑自己的不忿情绪，最后身体上产生“体内感到灼热”等症状。和恼人的家庭成员交往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离婚以及和姻亲产生冲突时，正是这种疾病的高发期。

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这些精神疾病或许显得古怪，甚至像是胡编乱造，但其实它们却是严肃正经的精神健康问题，影响着数量相当庞大的人群。

据估计，韩国每年约有1万人受到Hwa-byung的困扰，病人大部分是年长的已婚妇女。有研究显示，这种疾病会在大脑中留下明显的痕迹。2009年，脑部扫描显示患者的一个脑区的活动减少，该脑区的功能包括控制情绪和冲动。这个发现很说得通，因为Hwa-byung本身就是一种与愤怒有关的心理障碍。

韩国有调查显示，41~65岁的韩国妇女中5%患有“Hwa-byung”病 | 图虫创意

文化依存综合征可以造成极大的伤害。Koro发作的情景对患者来说非常真切，那些男性会竭力阻止生殖器缩小，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生殖器弄伤。“想得太多病”患者自杀的念头比常人高出八倍，“愤恨亲族病”也关联着情绪苦恼、社会孤立、精神低落和抑郁、身体疼痛、自尊低下以及不幸福感。

值得思考的是，一些无法翻译的疾病在近年来消失了，另一些却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些病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决定了它们在哪里出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困扰了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几十年，关于它们的最新发现，则能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疾病的源头。

“神经衰弱”，其实是

西方舶来病

在各种文化依存疾病中，有一种病的发展历史最叫人意外，它就是所谓的“神经衰弱”。这种疾病如今主要出现在中国和东南亚，但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殖民时期。

神经衰弱当年的名字叫“neurasthenia”。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推广了这个概念，将其描述为一种“神经系统耗竭”的状态。彼尔德认为，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健康能量”，如果这种能量被耗尽或者过度使用，人就会陷入神经衰弱的状态。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剧变，而比尔德相信，这种包含了头痛、疲倦、焦虑等症状的综合征，正是这种剧变的结果。

19世纪对“神经衰弱”的治疗建议是，女性卧床休息6~8周，男性则应该远离城市，去旷野中“重新发现自己” | www.thecut.com

哲学家凯文·阿霍（Kevin Aho）曾研究过神经衰弱的历史。他说：“当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作者）这样的名小说家被确诊之后，神经衰弱就变得大受欢迎了。那几乎是当年的时髦病，象征着敏感和智力上的创造性——它成为了一个人文化修养的标志。”

神经衰弱于是在全世界的欧洲殖民地上蔓延开来，那些蓄小胡子的外派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热衷于患病，仿佛这是给他们的思乡之情加上了一个标签。根据1913年的一份调查，神经衰弱成为了驻印度、斯里兰卡（那时还叫锡兰）、中国和日本的白人殖民者中最常见的疾病。

但随着时间流逝，神经衰弱渐渐在西方失去了魅力，因为它开始和更为严重的精神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到了今天，西方人已经完全把它忘记了。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不会使人联想起精神病态的耻辱，“神经衰弱”的诊断到今天仍在使用。

在亚洲的某些地方，人们比起抑郁症更容易说自己患有神经衰弱。80年代，“神经衰弱”的诊断在中国极其常见。和“神经衰弱”相关的症状包括，情绪不好、睡眠不好、长期疲倦、慢性疼痛。2018年，在对中国广州的一组随机抽样的成年人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有15.4％自认为有神经衰弱，而自称患抑郁症的只有5.3％。

而近些年来，神经衰弱在亚洲也在慢慢消失。

比起“抑郁症”，“神经衰弱”的百度指数相对在走低。2011年抑郁症的搜索指数是神经衰弱的2倍，如今已经是6倍左右。| 百度搜索指数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艾伦·特兰（Alan Tran）说：“当我2008年第一次访问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时，几乎每个病人都说自己有神经衰弱。但是当我10年之后再去回访，样本里只有一个人还在这么说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化不同，给疾病

贴的标签也不同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人类的所有成员都会患上范围有限、内容近似的精神疾病。比如我们都会感到焦虑和抑郁，只是我们谈论和理解这些感受的方式，会随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场所而变化。

这种猜想的一个重要证据在于，那些文化依存疾病可以在同一个人群中流行和消退，且其进退是如此迅速。这说明这些疾病不是由比如遗传这样的因素驱动的，因为遗传变化往往会跨越几百上千年，不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

“神经衰弱”这个病十年间在越南快速消退，更可能是因为“焦虑”这个概念的风行，而焦虑同样是从海外输入的一个概念。也许在现实中出现的精神疾病始终是同一种，只是描述这种疾病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了。

顺着这条思路，医学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提出，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症状储备”（symptom repertoire），当我们感到精神出现问题时，就会在无意识中从“症状储备”里找出一堆症状对号入座。

比如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哀伤的妇女可能会说她感觉头晕，而一个当代英国人可能会说她感到焦虑或抑郁，相同处境的一个中国人则可能说自己胃疼（或者“断肠”）。这个例子中的三人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体验——也许她们都觉得晕眩、焦虑、或是身体疼痛，但是她们各自注意到的症状却并不相同，具体是什么症状，取决于在她们各自的社会中什么被认为是“正常”的。

在有些文化中，苦恼和悲伤可以表现为身体上的症状。| 图虫创意

在英国有一种过时的疾病叫“歇斯底里”（hysteria），从前大家认为发病的主要是妇女，症状包含昏厥、情绪爆发和精神紧张。这种疾病在20世纪初退出了主流话语。但是肖特认为，它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我们对症状的关注发生了演变。如今，同样的精神现象藏到在了其他诊断的后面，比如抑郁症。

有一个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概念：表达痛苦的惯用语（idioms of distress），意思是每个文化、每个时代都有一套公认现成的表达情绪痛苦的方式。在某个社会里，你可能通过酗酒来表达痛苦；而在另一个社会里，你或许会说自己中了巫术，抑或是诊断自己得了Koro或抑郁症。

比如在伊斯兰世界，大众普遍相信人可能被“精灵”附身。精灵有好有坏，还有的不好不坏，人们常常将出格的行为怪到它们头上。英国精神科会诊医师沙扎达·纳瓦兹（Shahzada Nawaz）表示：“我的许多病人都坚信这个说法。”

纳瓦兹解释说，搬出精灵来阐明疾病在伊斯兰文化中特别有用，因为西方式的精神疾病往往使人感到耻辱。有人在伦敦东部某区的一家精神卫生机构调查了30名孟加拉裔患者，结果发现他们虽然被诊断出了各种问题、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但他们的家人往往觉得他们的病因是精灵附体。

在伊斯兰世界，精神疾病往往被当作是邪恶的“精灵”作祟。| Alamy

可是，文化依存疾病真的仅仅是“给同样的病贴不同的标签”吗？

还有一种猜测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真的能够塑造我们的疾病。

痛在脑中，还是痛在身上？

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感受内心痛苦的方式有一道隐性的分界线。在如今的欧美，它往往发生在人的大脑中，悲伤、愤怒或者焦虑是主要的症状。但在其他许多地方，比如在中国、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国，内心痛苦主要表现在身体上。中国有许多“提心吊胆”、“胆破心惊”、“心胆俱裂”、“肝肠寸断”、“感人肺腑”之类的词语，都与内脏的感觉有关。

这就影响到了对痛苦的感受与描述。例如，DSM的最新版本上把惊恐发作描述成“一种突然升起的强烈恐惧或强烈不适”。然而在柬埔寨难民中间，惊恐发作的症状却往往集中在颈部。许多西方之外的精神疾病，比如koro和Hwa-byung，也都有对身体症状的感知。相比之下，包含疼痛症状的精神疾病在西方社会不但相当罕见，而且往往伴随着观点分歧。有的科学家认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和纤维肌痛症（fibromyalgia）应该归入这个类别，但对此现在仍有争议。

实际上，我们在很早之前就知道人的信念会影响其感受、甚至生理活动。一个例子就是“巫毒死亡”（Voodoo death），即由恐惧导致的突然死亡。1845年出版的《新西兰及其土著居民》记录了一个著名案例：一名毛利女子吃了些水果，然后才知道水果来自禁忌的地区。她对别人说自己会因为这个亵渎之举被酋长的灵魂杀死，第二天，她真的死了。

巫毒诅咒里使用的一种“骨指术”，将人骨/袋鼠骨/鸸鹋骨一端磨尖，另一端黏上头发，一番仪式后，用这根骨头指向被诅咒的人并吟唱咒语，被诅咒者随后就会死亡 | Wagner, J. N. Death by voodoo: truth or tale?.

我们还不确定一个人是否真能把自己“吓死”。但有力证据已经表明，我们的想法和感受确能对身体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例如，当一个病人认为某种药物肯定会产生副作用时，它就真的会产生副作用，这叫做“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

心理人类学专家邦尼·凯泽（Bonnie Kaiser）说，“我认为有这样的情况：给体验赋予的意义，反过来改变了这种体验的生理状况。”她举了一种疾病“kyol goeu”作为例子，它的字面意思是“风太多了”，这是一种神秘的昏厥病，在美国的柬埔寨难民中间相当常见。

在柬埔寨，人们普遍相信人的体内满是管道，里面流动着一种风一样的物质，如果这些管道堵塞、导致“风”过量淤积，就会使人永久失去一条肢体的功能、甚至死亡。有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一家精神病机构的100名高棉病人里，36％曾发作过“风淤积”病。

“风淤积”的病程往往较为缓慢，起先是一种浑身不适的感觉。接下来的某一天，病人会在起身时感觉晕眩，然后出现类似恐慌的症状（心悸、呼吸困难、视力模糊等），最后跌倒在地上，无法移动或是说话，直到家属采取了恰当的急救措施（比如按摩病人的四肢或是咬其脚踝）才能缓解。

凯泽指出，大多数人在头晕之后都会自行恢复。可如果有人把头晕看作是kyol goeu发作的前奏，他们就会极度恐慌，心想：“天呐，要出大事了！”

患者赋予晕眩感的意义改变了一切。“基本上，他们身体的真实感觉会变得非常不同。”凯泽说道，“在我看来，这不是同一种病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不同的名称——这种病在有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体验的生物学机制是受到文化影响的。”

凯泽认为，现实中的许多精神疾病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生理体验会做不同的解释，二是存在一条正反馈回路，使文化观念得以塑造疾病的表现。

不能只关注“西方式疾病”

随着我们对文化依存疾病了解的加深，有些心理学家开始怀疑，某些西方式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否也能归入这个类别。虽然有些精神障碍似乎是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就在每个国家都有，发病率也相对稳定——但是还有些疾病却并非如此。

比如和西方相比，暴食症在东方文化中的发病率只有一半，而经前综合征（PMS）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印度也少见得多。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不乏争议的主张，说抑郁症是英语世界发明出来的一种病，它衍生于“人要时刻快乐才是正常状态”的默认观念，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显然影响了折磨我们的精神疾病。研究医学史的阿霍表示：“我们把这些西方的精神疾病说成是普世疾病，忽视了它们只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出现，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傲慢。”作为证据，他指出注意缺陷障碍（ADD）是直到1980年才被加进DSM的，“现在的孩子显然比以前更难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时刻都接收到各种感官刺激，他们的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块屏幕。与其说我们刚刚发现了某种独立存在的实际疾病，不如说技术正在塑造儿童的智力、情绪和行为生活。”

无论发病原因是什么，在一个迁徙越来越频繁的世界里，有的专家担心，精神健康从业者没有识别出那些与特定文化有关的疾病。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素明（Sumin Na）表示：“在东亚文化中，用来表达苦恼和症状的词汇和语言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当东亚人移居到欧美等地时，医生往往并不清楚怎么去帮助他们。

“比如在许多西方社会里，我们把抑郁和焦虑看作化学物质的一种失衡。因此我们会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用药物来治这些病。可是在东亚，这更多地被看作一种社会的、心灵的、或家庭的问题。患者可能会寻求开解心灵，或设法解决掉家庭矛盾。”罗素明说。

罗素明认为，要帮助一名患者，了解其背景经历相当重要——要了解他们故乡的那些文化范式，还有他们在移居过程中可能体验到的力量和特权的丧失，因为这些往往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我认为还必须放弃那些关于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所谓“正确”知识，不能死抱着它们不放，也不能把DSM-5看作是理解和识别精神疾病的唯一手段。”她说。

同样，指望同一套疗法能对每个人起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罗素明主张，虽然药物能帮上许多人，但是那些怀有特定文化信念的人们，或许更能接受心理治疗之类的方法。

当今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事物的多样性都遭到了巨大损失，从物种到语言莫不如此，我们可能还随时会丧失精神疾病的多样性。在《像我们美国人一样疯》（Crazy like Us）这本书里，作者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描述了过去几十年中精神疾病慢慢“美国化”处理的过程——我们硬是把五花八门的情绪体验和心理体验塞进几只固定的盒子里，给它们贴上“焦虑”和“抑郁”的标签，由此“把世人发疯的方式都说成是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不仅有可能弄错正确的诊断、放弃合适的疗法，还可能失去理解精神疾病最初如何产生的机会。

作者：Zaria Gorvett

翻译：红猪

编辑：游识猷

编译来源：BBC

一个AI

AI也可以得“想太多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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