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1946年5月1日,蒋介石离开重庆,途经西安,飞抵南京。5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大典。蒋委员长风头出尽,虽然早在半年前,1945年的12月中旬,他曾经飞抵过南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次的仪式感,显得更加正式,更加隆重。

其次是学历认定,日本人在,这些青年学子是亡国奴,日本人不在了,立刻成了“伪大学生”,不但要解散,学生也要编进临时大学补习班,进行甄别和清算。

在民国历史上,大学生向来不好惹,年轻人火气旺,即便被称为伪大学生,一样敢骂娘,敢上大街游行。“科学无伪”,“学问无伪”,只要有真学问,真本事,凭什么不承认学籍。闹到最后,干脆连临时大学也撤销,不听话的学生被取消学籍,听话的学生才给出路,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例,有的直接进入中央大学,有的转学去上海交通大学,有的去安徽大学,还有的被分配去了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农学院。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街头的抗议浪潮,从来也没真正平息过。南京成了大家的上访之地,被整编的退伍军官,苏北的难民,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各种社会团体,动不动便把政府机关给包围了。自“五四”以来,有一个躲不开的词,就是学生运动。考察民国历史,总是和这样那样的学运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动不动上大街。接下来,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前一句表明不想再打仗,要和平,后一句是要过正常日子,要有饭吃。

当时南京报业十分发达,除了党报《中央日报》,大报小报如雨后春笋。报纸多了,媒体发达,各种各样声音就拦不住。国民党宣传部推行“党化”新闻政策,“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处理方法与尺度,均作出具体规定”,希望能把中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实际效果当然非常不好,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报纸上的官方报道,小道消息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刚刚打败日本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不过一个多月,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为制止国共开战,上海各界组织了和平请愿代表团,赶往南京请愿,祈求和平。代表团成员都属于当时的社会名流,前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迁川工厂联合会总经理胡厥文,大明公司总经理阎宝航,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可是代表团刚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就出了意外,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6年6月23日记载:

丙、上海举行“反内战”游行,与散发“反乱”传单之学生冲突。

丁、上海各界争取和平代表马叙伦等到下关与苏北难民代表冲突,遭受殴打,大公报记者亦受伤。

戊、无锡两报馆被军人捣毁,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允赔偿。

发生在南京的这个“下关事件”,让国民党当局大丢颜面。大家都相信政府在背地里,做了很不光彩的事,老百姓希望和平,希望不要发生内战,民心所向,可惜内战还是避免不了。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国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在国府路的国民大会堂召开,目的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原计划有2050名代表,各党派经过分配,计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盟120名,中国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最后又是说话都不算话,各不相让,当家的国民党拼命往名单里面塞私货,共产党抗议退出,民盟拒绝参加,大会最后算是咬着牙召开,开了也跟没开差不多。

1948年3月,又一次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目的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因此又称“行宪国大”。这时候,国共已打得不可开交,南京的国民代表大会,无论它有多热闹,多隆重,还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成了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的最虚假繁荣。当时中国到处硝烟,国共两党大决战,楚河汉界你死我活。这是天下之争,战场上谁赢,谁就可以得到天下。人心向背会决定胜负,谁获得民众支持,谁就更可能站在胜利一方。

当然,话还可以两头说,谁得到了天下,老百姓必定支持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于南京人来说,几乎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国民代表大会期间,南京人心情根本不受战争影响。国府路附近,也就是后来的长江路周围,黑压压停满了权贵的小轿车。南京街头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和平气象,是地方就扎上一个大大的牌楼。到处都是大标语,到处都是记者,身穿美式军服的青年军官,开着美国佬的吉普,搂着漂亮的南京姑娘,大街上奔驰而过。

大家感兴趣的只是各种八卦,都知道蒋委员长注定会当选总统,有悬念的只是谁会来当那个副总统。在一开始,蒋介石似乎也不想当总统,他曾提议由胡适来担当。这个想法立刻遭到国民党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为什么要让一个毫无功劳的书生来坐享其成。据说胡适也曾给中共领袖写过信,希望毛泽东能够坐下来,与蒋介石谈判协商,认为中共也可以仿效英国大选将邱吉尔选掉的例子,通过和平手段,借助民众选票,达到权力之顶峰。类似观点,胡适当然没少在老蒋面前唠叨。当时形势下,胡适的书生之见显然不合时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1948年4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上,面对国大代表,面对中外记者,胡适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谈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国民党创立者孙中山本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于是就有了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有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很具体地分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指出:

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

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国民党人,说“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因此“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发表这次演讲的日子,正好是西方愚人节,胡适明知道自己说这番话,这一番最基本的道理,未必会有作用,或者说肯定没有作用,国民党当局绝对不可能听进去,但是,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在大会上说,没有用也要说。

就在两天前,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虽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胡适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甚至相信“蒋公是很诚恳的”,自己则“实无此勇气”接受。一天以后,经过反复衡量,胡适决定接受竞选总统这个建议,他向前来寻求答复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

王世杰字雪艇,这里的“他”就是蒋委员长,也就是说,在4月1日国民代表大会的长篇发言时,胡适对竞选总统一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既然蒋介石愿意让他当总统,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也不妨试试,长篇演讲结束,胡适显然意识到种种不妥,意识到不合时宜,当天晚上,他又去找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并把自己与王的谈话,写在了日记中: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下期请看:《勋章:共和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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