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归应细审 ■杨 欢

“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大凡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对校对的细致、枯燥和防不胜防都深有体会。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如何整治校书官敷衍塞责的事，令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也产生一些思考。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说的是以前的校书官大多不尽职责，故意把旧书中的某个字用墨汁涂抹，然后再将被涂抹的字注在一旁，这就算一天的工作了。后来，皇上发现这样不行，便规定不准“墨漫”，只能用红笔将需要改正的字圈起来，并且要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变“墨漫”为“朱围”，让那些不负责任的校书官再也混不下去了。

“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这是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的一句名言。明朝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以前考核官员太过粗疏，有的官员虚言浮术，爱兴伪事，业绩平平，却得不到惩戒。后来吏治部门在考核官员时就要求，官员凡有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这两项缺点的，一律降级使用，有的甚至降两级三级。

明孝宗时，为了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专门向地方官员发布指令：“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当时对官员政绩的考察，都一再强调“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干部的进退去留，主要看政绩和口碑。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开创了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弘治新政”。

金朝晚期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讲到，士大夫做官，应该以公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比如，有些官员在自家大门贴上告示：“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有的县令竟然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清廉。

一个人品行之良莠、作风之虚实，还是得论其事功，并不取决于一些外形之物抑或外在形式。盖纸被子一定是清廉吗？官员都有和职级相对应的生活保障，不可能穷到盖纸被的境地。倒不如盖着暖和的被子，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

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作秀之举，除了有“识得破”的眼力，还要有“动刀子”的魄力。清朝的嘉庆皇帝，认识到当时的官场积弊在于“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全无实惠”，把勤政戒惰、推行实政作为“新政维新”的重点。亲政之初，便有不少官员因为欺上瞒下、玩忽职守而受到批驳和惩戒。嘉庆帝一生倡俭反奢，官员为了迎合他也跟着装模作样。然而，风头一过，立马故态复萌。一位皇族中的官员就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

清初石成金在《嘉官捷径》中谆谆告诫当官者：“德政歌谣，以及长生禄位、万民衣帽、生祠碑碣等件，俱是近时滥套。当官即十分廉明清正，亦是本等应为之事，须力辞诸件，不可喜此以召诮谤。”明清都有禁止“上言大臣德政”的规定：无论名门官吏或平民百姓，如有上书歌颂执政大臣“美政才德”者，若非希图引用，便是奉报私恩，必定视同“奸党”，务要穷究上书阿附大臣的原因。若被歌颂大臣知情的，以同罪论处，不知者不坐。然而，严苛的制度依然管不住官员玩“民意秀”的冲动，晚清之时，作秀之风益盛。

军队是要打仗的，而打仗是硬碰硬、实打实的较量，容不得半点飘浮和虚假。“吹大的气球最怕针”。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所干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是对战斗力有益的事，必须经得起时间和战争的检验。坚决不做背离战斗力标准的无补之功、无益之事，真正把功夫下在重实战、谋实效、求实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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