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黄埔军校”， 撑起中国登山界半壁江山

珠峰“新身高”数据处理正在加紧进行，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举世瞩目。无惧风雪、不懈攀登的背后，一所大学的登山队也在悄然引发关注。

60余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人才，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攀登者“黄埔军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天涯海角、边疆大漠，踏遍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

攀登者的荣耀，书写登山运动传奇

在2020珠峰高程测量队中，共有12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友。从4月7日进驻珠峰大本营开始，他们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5月我们冲顶了3次，前两次我亲历了冲顶测量整个过程，在海拔七八千米的地方，我们要冒着大风，背负着20公斤左右的仪器设备，奋力向上攀登。第三次冲顶，我因为前两次的体力透支，不能继续登到8300米，只能在7900米的地方携带我们的仪器设备静候，有些遗憾。”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陈刚说。

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同为地大校友的次落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四次登顶。对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攀登队队长袁复栋来说，这是他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登顶珠峰。

“他们在这次的测量过程中确实不容易，因为天气原因，可以说是‘三上三下’。第三次抢到了最后一个窗口期，成功登顶。通过他们传回来的视频可以看到，风非常大，而且珠峰顶上可占用的位置和资源也很少，测量非常危险和困难。”地大体育学院院长董范说。

“这次登顶珠峰，还有一重意义——再次鼓舞全国人民取得抗疫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董范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这种勇攀高峰、永不服输的行动和力量鼓舞。

董范也是中国登山界的明星，今年59岁的他，经历并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登山运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常年从事户外运动、保持健身习惯的董范，身材健硕，看上去不像年近六旬的人，只能从肤色中看出这个汉子经历过风霜洗礼。他曾带队登顶珠峰，并在4年时间内带队“打卡”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极点，是一名令业内人士尊敬的攀登者。

去年走红的电影《攀登者》，还原了我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董范听地大老教授朱发荣讲过多次。朱发荣是新中国第一批登山人，与《攀登者》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角色原型王富洲等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登山。学成回国之后，朱发荣从事登山训练教学等工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曾听王富洲、朱发荣等老前辈讲过，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家也是从综合角度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珠峰北坡登顶。”董范告诉记者，为了登珠峰，当时中国登山队调动了不少资源，但仍然只有简单装备。对当时的登山运动员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两年的王富洲等人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从事地质工作的人，要常年进行野外科考，与登山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便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野外科考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勇气，“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地大人的心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大人誓要“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公里负重行军”，这也成为学校传统的体育盛事。如今，地大的学生坚持每天集体出早操，保持着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良好习惯。

“老一辈国家登山队只有部分老同志，国家决定培养年轻人，我有幸入选，从此与登山结缘。”董范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再次成立登山队后的新一批攀登者，1984年8月他入选中国登山队，经过组队训练，挑战位于青海的6000余米的阿尼玛卿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如果说王富洲等人是中国第一代攀登者，董范等人是第二代攀登者，那么董范的学生、有着珠峰环保卫士之称的次仁旦达，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等年轻人，就是中国登山界的新生代。

一批批中国登山人，从地大石油系、水文系、物探系等学科中走出，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了中国登山界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登山运动。67年来，地大培养了6000多名登山人才，一部中国登山史，满载着几代地大人的光辉足迹。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生死考验

在地大体育学院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我国攀登者征服一座座高山的历史成就，登山运动早已成为这所学校的亮丽名片。

目前，这里拥有国际登山健将1名，国家登山、攀岩健将7名，一级登山运动员20余人。社会上称赞地大是“中国登山户外运动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用董范的话来说，中国登山协会里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地大校友，全国有名气的登山俱乐部开办者也多是地大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攀登高峰，就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人们前行。然而，大风、冻伤、迷路、滑坠、雪崩，还有变幻多端的天气，让登山成为一个高危运动项目。登山者经常面临一次次生死考验。勇攀高峰的过程，更是一路与死神同行。

董范在带学生攀登珠峰的途中，就曾遇见过著名的“绿靴子”尸体。登顶途中，遇见的尸体就有四五具。遇难者们这种地标性的特殊存在，也给后来的登山人一种警示。

“户外登山运动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有凭着大家顽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力量，才能化险为夷。”董范说，团队在攀登北美麦金利峰途中，前面队员一条腿卡进了冰川暗裂缝，因为是结绳一起前行，如果前面有人掉进去，后面会跟着一串掉进去。情势危急之下，其他队员立即奋不顾身地展开营救，利用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扯着，才将遇险队员拉了上来。

“很多时候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在一次次挑战极限中，大家才能深刻体会到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理念的重要性。”董范说，身处野外，更能感受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细节决定成败，攀登也在锤炼攀登者的思维，拓宽攀登者的想象，考验着攀登者处理问题的智慧，更离不开团队的合作支持。

作为一项靠天吃饭的运动，中国登山运动一路与科学考察相随，离不开地质、气象、测绘等相关学科支撑。中国地质大学曾先后在1978年、1985年、1989年按地学专业特点，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理论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以强化师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身体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适用性。

长期以来，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再局限于其常规意义，而是与地学科考紧密结合。

□源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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