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父亲送我去上学 □芦荣

又到了每年学生报到的时间，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父亲送我去外地上大学的一段往事。

那时，已经有很多“前卫”的学生喜欢一个人坐火车去学校报到。可父亲还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报到，坚持要亲自送我去天津。送我的那天，家里租了一辆昌河面包车，那是家里头一次租车。走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上，父母、亲戚们坐在面包车后排。一路上听着流行歌曲，怀揣着少年时代的梦想，憧憬着天津大都市的美好生活，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火车站。上火车的时间还早，亲戚们你一句他一句地叮嘱我，让我到了大学好好学习，以便将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当时的我很有些傲气，心想不管怎样，再也不回这个小地方了。上火车的一刹那，我看了一眼母亲，本想母亲会哭得像泪人一样，可母亲并没有哭，她表面上非常平静，看不出一丝分离的伤感。我想也许是怕我看到她哭，影响我的情绪吧！

当时火车还是绿皮车，我和父亲买的都是硬座，经历过30多个小时煎熬，终于来到了我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夜里，北京给我的印象是五彩斑斓的霓虹灯，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到处都是繁华的景象。来不及欣赏北京的夜景，我和父亲在同行家长的指引下找到了地铁站，头一次坐地铁，让我体验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我和父亲在复兴门附近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房间在地下负一层，价格便宜，卫生干净，就是没有窗户，感觉非常闷热。父亲打发我去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来到一个报刊亭，买了张100元的电话卡，给母亲报了平安。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看见马路对面的一座高楼上，挂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仔细一看，没错，中央电视台原来就在我眼前，我每天看的新闻联播就是在这栋高楼上播放出来的。霎那间，我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奇妙感。

第二天清晨，我和父亲起得都非常早，父亲拿出了母亲给我们蒸的馒头准备当早饭，不料馒头在包里捂了一天，竟都发霉了。我劝父亲不要吃了，但是父亲还是坚持吃了半个。父亲是在艰苦日子中长大，浪费粮食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罪恶。

我俩来到天安门广场，先去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后又去了故宫。父亲是个老党员，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说要给毛主席献一束花。不巧的是，纪念堂那天闭馆，这也是父亲去北京唯一的遗憾。

中午，我们在王府井吃了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这面一碗七块钱，当时金昌的牛肉面才卖一块二，父亲觉得太贵了，而我只是吃着新鲜而已。年轻人总是对未来充满好奇，我这个未见过世面的人，已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到了天津，坐上接站的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学校。我来到汽车工程系报到点，一位老师问道：“你们是来自甘肃的吧！”我非常惊讶，后来才知道，老师刚才听见我和父亲的谈话。父亲讲的是家乡话，老师说他从小也是在甘肃刘家峡长大的，父亲给老师递上了甘肃的兰州烟。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也是我的班主任。办完手续要去交费，需要录取通知书，我发现没带，就回去找，找来找去，发现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转入证明都没有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正沮丧时，父亲从窗台上发现了我刚才落下的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叹了口气说：“以后你要一个人在这学习生活了，这么大的人，以后做事不要毛毛糙糙！”

回到宿舍，父亲帮我铺好了床铺，又去超市买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出父亲有一丝惆怅。父亲说：“天津北京这么大，我来了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怎么回去啊？”这还的确是个问题，我答应父亲明天请假去送他，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晚上，父亲说要去找个住的地方。宿舍里正好有一张空床，舍友说可以在这将就一宿。那张空着的床是没有蚊帐的。我让父亲睡我那张有蚊帐的床，父亲坚决不同意。那天晚上，我心里头总想着父亲会不会被蚊子叮着，也怕父亲的呼噜声影响舍友们的休息，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想想明天父亲就要离我而去，不由得心头生出一丝悲伤，眼泪不断地滴落在枕巾上。

一大早，我和父亲又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站，我压抑不住内心的伤感，在一个墙角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父亲见此情形，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我。最后他从兜里掏出500块钱给我，叮嘱我不要挂念家里，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已。

我把父亲送上火车，告诉他要准时下车。火车开动了，缓缓向前驶去，渐渐消失在视线里，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但我还是不愿离开站台，感觉站台离父亲最近。我傻傻地在站台蹲了半个小时，直到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我才默默地离开。

现在，大学生活已经永远成为我人生背后的风景了。我也再次回到了金昌这块养育了我多年的故土，整天奔波着，忙碌着。可是，父亲千里路途送我上学的情景，依然会在每一个送孩子上学和学院迎新的日子里，一次次地被重新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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