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走不出爱情的雨巷（四）

戴望舒杨静与三个孩子。

1944年10月23日，戴望舒生日，与夫人杨静和女儿。

□林赶秋

在1941年8月的日记中，戴望舒这样写道：“她说她的寂寞我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其实是不然的。我现在哪一天不想到她，哪一个时辰不想到她。倒是她没有想到我是如何寂寞，如何悲哀。我所去的地方都是因为有事情去的，我哪里有心思玩。就是存心去解解闷也反而更引起想她。而她却不想到我。”在不止一次的梦中，戴望舒总是看见穆丽娟“穿着染血的嫁衣”。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壹 戴望舒服毒 并未改变婚姻走向

1941年，刚过完元旦，身在上海的穆丽娟收到了戴望舒写给自己的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有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破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穆丽娟看后竟也慌了神，便去找戴瑛，可是连戴瑛也不相信弟弟会真的自杀，她说：戴望舒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他是死不了的。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戴望舒真的服了毒。而且情况非常严重，但最后还是被朋友救了。穆丽娟呢，也并未因此而回心转意，她的态度坚决依旧：“一旦决定了，我就不改变”；“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至此，两人的情感已彻底破裂，双方协商后通过律师办理了为期半年的分居协议以观后效，期间，穆丽娟和朵朵的生活费由戴望舒负担。

尽管到了这步田地，戴望舒仍继续努力修补已经残破不堪的婚姻，书信不断不说，还把自己的日记寄给她，“为了她可以更充分一点地了解”自己，又从他们婚后的充满亲情的照片中精心挑选出30多张制成精巧的相册寄到上海，提醒她不要忘记三口之家的幸福，殷切盼望与之重归于好。

不久香港沦陷，他俩的通信就彻底中断了。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有三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先后离开香港抵达后方，戴望舒因舍不得一屋子多年收集起来的好书、又怕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等缘故而滞留了下来。1942年3月，日本侵略者以宣传抗日的罪名逮捕了戴望舒。在狱中，他被灌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受尽种种折磨，但仍坚贞不屈。在4月底他写下著名的《狱中题壁》之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好吉人自有天相，5月叶灵凤设法将他保释出狱。不过本来体格强健的他变得十分虚弱，原有的哮喘病也更加严重了。贰 第二任妻子 依然不爱诗人爱别人

嗣后，戴望舒和叶灵凤等在大同图书印务局担任编辑。这个印务局受日本文化部管制，他们便利用工作之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敌后工作者。

就在此时，一位二八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叫杨静，又名杨丽萍，原籍浙江镇海，在香港长大，娇小美丽，热情活泼，一派南国少女的风采。父亲早逝，母亲另适。1942年，杨静应聘进入大同图书印务局经理部当了抄写员。局里日本人常来常往，戴望舒觉得像她这样年轻不谙世事又长得漂亮的女孩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劝她辞掉工作，到他家里帮忙抄写和誊正草稿。于是两人朝夕相处，情愫顿生，在5月30日那天就结了婚。

不久，港沪之间的交通和邮路开始恢复。11月24日，戴望舒致函穆丽娟“同意离婚”，还寄去了他和杨静的结婚照片。半年后，穆丽娟也找到了自己感情上新的归宿。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正式寄出了离婚契约。

关于离婚的原因，穆丽娟后来分析道：“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就和你离婚。他听了也没说什么。他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又说：“毕竟相差十二岁，而且两个教养也不一样，一个是中学毕业，一个是出洋留学的著名诗人，彼此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也是因为家庭、教养、性格、年龄之类的悬殊，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戴杨的婚姻最终也出现了危机。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一位蔡姓青年，向戴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

不过在此之前，戴望舒和杨静的生活还是安定愉快的，家中景况也不错。1944、1945年二朵（咏絮）、三朵（咏树）相继诞生，给灾难的岁月又增添了不少甜蜜和慰藉。1944年6月《赠内》一诗即是诗人对自己中年婚恋生活的幸福吟咏——

空白的诗帖，幸福的年岁；

因为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

即使清丽的词华

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

映着明媚的朱颜。

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后因姓蔡的妻子执意不肯离婚，杨静最终未能与他远走他国。1949年4月7日，沐浴在新中国光芒里的诗人给杨静写信，极力要求她北上，可惜未果。晚年的杨静回忆说：“那时候自己年龄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也没有想到要好好了解他，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件憾事。”叁 好东西 有一天像花一样重开

至此，戴望舒的三段爱情均以失败而告终。更为糟糕的是，在失恋危险期内，诗人常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各种消极的挫折行为反应：一是自杀，而且是心理满足型和心理解脱型兼而有之；一是报复，除了上述扇施绛年耳光、让施蛰存和他们夫妻俩同睡一房、寄他和杨静的结婚照给穆丽娟等行为之外，心理满足型自杀也是为了报复和惩罚对方；一是内郁，主要表现为焦虑、悲伤、颓废等。自杀和报复都属于外泄性攻击，换言之，外泄性攻击包括直接攻击（扇施绛年耳光、寄结婚照给穆丽娟）、自我攻击（服毒自杀）、转向攻击（让施蛰存和他们夫妻俩同睡一房）等。然而诗人毕竟是诗人，他有着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才能，自然也有极强的自控能力，所以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积极的行为反应：一是转移，包括环境的转移和感情的转移，以达到淡忘对方的目的；一是升华，将动机和行为引向崇高的方向，如发奋工作、勤于译著等。

难能可贵的是，戴望舒也经常检讨自己、体谅对方，例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丽娟到底是一个有一颗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着我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于她的爱充分地表示出来。也许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对我的试验，试验我是否真爱她，而当她认为我的确是如我向她表示的那样，她就会回来了（但是我所表示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罢了，我对于她感情深到怎样一种程度，是怎样也不能完全表示的）。正像她是注定应该幸福的一样。我的将来也一定是幸福的，我只要耐心一点等着就是了。……是的，我将是幸福的，我只要等着就是了。”虽然这里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的因子，但是非和平的环境、残酷的革命斗争与动荡的人心对他的婚变也有着不可忽略和推卸的责任。最近有人撰文称“戴望舒的刻板断送了一生爱情”，显然不能说服理智的读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诗人不是英年早逝，生活和工作不再忙碌紧张，性格缺陷经过加强修养有所改观，他一定还会遇见幸福的，而且极有可能还是那种志同道合、白头偕老的幸福，就像《灾难的岁月》的压卷之作《偶成》所预言的那样——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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