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新生

刘 钊

梁晓声小说《重生》，是他继去年出版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人世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磅鸿篇巨制。

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个备受争议与怀疑的“懦者”形象，讲述了一段离奇曲折又生动感人的另类抗日故事。儒雅斯文的主人公王文琪，在一次日军进村扫荡时，为了挽救一个乡亲的性命，情急中暴露身份，从此陷入了与敌寇周旋而引发同胞仇视怨恨的艰难、尴尬的处境之中。

首先，整个故事情节设计得十分精妙，颇见巧思。一部所谓的抗战小说，不见气势恢宏的大场面，不见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景象，更没有歇斯底里的泣血呐喊。梁晓声截取了抗战大背景下的一个小切面，以一种细腻入微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小人物与敌寇之间的博弈，及由此在小人物身上展开的一段起伏跌宕的生死传奇。

小说主人公王文琪是一个值得被深入琢磨和研究的艺术形象。东京大学日本文化史博士身份的他，在那个特殊岁月里，也只能隐于农村，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如果不是因了一场敌寇扫荡的意外发生，他可能会继续“归隐”下去，凭着祖上的荫产，只要活着，纵在乱世，也能活得相当不错。在那场意外发生后，他频频向敌寇“阿谀献媚”，被同胞视为“懦者”、叛徒，使得他在敌寇凶残和民族义愤的夹缝里苦苦挣扎。

王文琪是懦者吗？是，也不是。他在敌寇面前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看似失掉了个人尊严和民族气节，可他这是包含着大善、大智、大义的“懦”。

小说最后，王文琪亲手斩杀了敌寇指挥官池田，又最大化呈现出他“勇”的一面。

懦与勇，人性的两个对立面，在王文琪身上得以淋漓展现。梁晓声试图在此给这二者重新定义。懦，不是毫无自主思考，心下无根，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勇，亦非逞口舌之快、一己之意，不计后果，利己主义的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这是一对辩证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王文琪恰是把这其中的分寸拿捏得很准，才能活得很稳。

王文琪注定不是懦者，他是英雄吗？我不置可否。自古以来，我们把英雄定位得太过“高大上”，太过超能力、十全十美，离我们太过遥远。梁晓声并未把王文琪写成这样完美的一心舍生取义拯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神”。他面对质疑也会急躁与怨怼，面对美色诱惑也会把控不住……他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那个特殊年代，做了一件并不平凡的事情。于是，才能产生文学化、戏剧化的张力。

梁晓声保持着一贯熟练高超的语言技巧，除了流畅自然的叙述，紧张氛围的渲染，大段生动引入的人物内心独白等，于这样的严肃题材中也不乏幽默的调子。

回归到小说的名字——“重生”，实有深意存焉。王文琪在夹缝里苦苦挣扎的同时，确也产生过惶惑与怀疑，所以他也一直在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救赎。最后一刻，他笃定信念，手刃敌寇，无疑是从一派毁灭的断壁残垣中走向了新生，告别了曾经陷于两难之境迫于高压之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行尸走肉般的日子，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和救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把自己置之死地，因此而重生。

可是，故事却没有结束，还有一段“后来的事”，掀起又一次高潮。本以为从此之后不再饱受争议与怀疑，能够光明正大地走在阳光下的王文琪，由于其特殊经历，与敌寇一度的交好关系，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使得他刚刚新获得的“生命”再次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口诛笔伐带来的恐惧和威力不亚于敌人的枪炮。王文琪与妻子，“只有用一个‘忍’字相互开导着坚强地活下去”。残酷的“暴风雨”过后，王文琪的“问题”彻底纠正，“历史疑点”被宣布为无稽之谈，一度被折磨得蓬头垢面的他重焕新颜；与此同时，身患重症多年的妻子奇迹痊愈。二人一起迎接新的曙光，涅槃重生，开启了又一次生命体验。

梁晓声在此是假借一件“抗战故事”的外衣，实则想写的是人情、人心、人性，见证卑微者在逆境中的人性之美。他想透过这部作品真正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处世之道和生命哲学——隐忍不发，以柔顺反抗强横，以柔弱展示力量。这句话说来简单，其实是殊难做到的。表象与内在是相对独立的，表象的强大，不代表真的强大；内在的伟岸，才是真的伟岸；勇而无能，不足为道；“懦”而有节，才是真正的勇者无畏。

（《重生》，梁晓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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