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堂木拍起 有关说书的岁月记忆

□申功晶

听书的方式，从茶楼酒肆到个人家里的收音机，从小巧轻便的MP3到一体多用的智能手机，而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像我这样的80后，无论是乡村抑或城镇长大的孩子，大多听过说书。乡下自有走街串巷的说书人，一把胡琴、一副鱼鼓，喝一口茶清润一下嗓子，就可以开场了。生活在城镇的祖父这一辈大多都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开广播听说书就成了茶余饭后的功课。

我和听书的缘分，源自于我的外祖父。彼时，外祖父常去茶楼喝茶，还爱拉着我一道去。在那个茶香四溢、瓜子壳乱飞的天地，外祖父手托一杯清茶，跷着二郎腿沉浸在低吟浅唱的说书声中；而我则趴在桌面，一个劲地吃颇具苏式风味的茶楼点心、生煎馒头和蟹壳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上小学了，每天中午用过午饭，年迈的叔祖母颤巍巍地踮着那双三寸金莲，摸索着扭开橱柜台上的收音机，随后从里屋搬出一把躺椅，半躺着，眯缝着眼，静候老匣子里飘出来那弦琶琮琤的评弹声。这是一场无声的连续剧，既不妨碍休养，又不伤视力，这段午休时光大概是她晚年生活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光了。评弹是苏州地方特色的说书，对于识字不多的叔祖母来说，听书毕竟比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书要轻松省力得多。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三笑》《玉蜻蜓》，《三笑》中华太师府上两个傻公子的痴言呆语经常逗得她咯咯直笑，而听到《玉蜻蜓》“庵堂认母”，叔祖母的神情严肃起来，一副悲悯的神情，眼眶里竟噙着泪花，嘴里还喃喃自语：元宰这小囡，从小无父无母，好生作孽（可怜的意思）。

受了叔祖母的影响，我也迷上了听书。每天做完手头功课，窝在沙发里，闭目养神听说书，竟也其乐无穷。较之吴侬软语的评弹，我更偏爱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等评书名家精彩纷呈的“说大书”。伴随着单老先生略带沙哑却极富感染力的声音，随燕王朱棣破虏扫北、跟秦琼打大唐江山、和白眉大侠一起仗剑天涯……听到刘兰芳女士说的《岳飞传》里杨再兴和罗延庆为了争两家祖宗谁更牛逼，去校场比武，被牛皋这个粗人横插一竿，忍不住失声大笑。最为波澜壮阔的当数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让我了解这一段历史长河的变迁。惜乎，每天中午限播一集，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声中戛然而止，只好伸长脖子等待第二天，有一集没一集地陆陆续续听个大概。

直至我上了中学，流行起VCD、DVD，出了整套的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评书，可以在屏幕上观摩这些“说书大家”的真身风采，一人、一扇、一块醒木……从头至尾，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惹得我好不眼馋，只可惜当年我只是一个穷学生，囊中羞涩得紧。

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新兴起更为便捷小巧的MP3，彼时口袋里有了闲钱，我也跑到商场买了一个，把童年陆陆续续没有听全的评书系列都下载在MP3里。一部接着一部听，不用苦苦等待，想听多少就听多少。午休时间听，晚上睡前听，可能是工作劳累的缘故，每每听不过五分钟就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第二天还得从头听起。我想把这份喜悦与叔祖母一起分享，可当我再次探望她老人家的时候，她已经患上严重的老年痴呆，连亲生子女都认不清，甭提听书了。

跨入二十一世纪，央视掀起一股“百家讲坛”说书潮，学者教授们摆脱了呆板严肃的学术氛围，以通俗浅显、幽默睿智的语言讲历史，在民间刮起一阵“小清新”之风。从易中天的说三国到阎崇年的清史，再到王立群的史记……有点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时代日新月异，说书的方式也与时俱进。本来以为，现在很少会有年轻人听说书了，可随着手机软件“喜马拉雅”横空出世，《阴间神探》《摸金天师》《盗墓笔记》等网络小说改成的音频小说，吸引90后乃至更多00后，他们还主动掏腰包“追剧”，说书先生的月收入高达百万，成了一项令人眼热的职业，软件上最红的一位说书人居然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后人。

近年来，我行走古镇村落的弄堂街巷，进入茶馆酒楼，发现里面竟然是多年前的布置：茶楼里，说书先生面前桌上放着醒木、折扇、手绢，左右两张方桌摆着瓷碗茶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到紧张关键时分，惊堂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把我从现实拉入回忆。听书的方式，从茶楼酒肆到个人家里的收音机，从小巧轻便的MP3到一体多用的智能手机，而今，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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