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员们出城投降,迎接清军。这个场面很戏剧性,清军大队人马开了过来,耀武扬威进城。清军和平进入了南京,立刻将城市的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地,原来的老百姓呢,对不起,该去哪去哪,统统驱逐。

“安堵”是安居乐业的意思,强梁和宵小都是属于坏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对断案的最基本要求,却还要专门拿出来歌颂,足见当时秉公执法,不偏袒旗人,实属非常难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会按月发给粮饷,驻防兵丁不允许从事农工商等产业,过着不劳而获的快乐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满汉矛盾,譬如满汉不通婚,禁止旗女嫁与汉人,旗人男子则可以娶汉人民女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拥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不受地方法规约束,旗人的不法行径便在所难免。特权很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造成罪恶,江宁驻防官兵“日就纵驰,至不堪言,更且习气大坏,多有窝盗包娼、行窃诈民,甚之重利盘债、骂官闹衙,无不任为”,而“该管之官反行百计袒护”,地方官府虽受其扰,亦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当时在南京,出现过一种让市民哭笑不得的盗匪,俗称“旗盗”。一度十分猖獗,没办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参与了偷盗,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为非作歹干坏事:

昼则倚势行凶,夜则纠众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窜归旗,无从究诘。

所谓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实就是投到旗人名下,打着旗人招牌,狐假虎威伤天害理。顺治和康熙年间,八旗官兵买卖人口之风,曾经非常厉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卖身为奴,可是到了后来,风气开始转变,汉人百姓竟然会主动投入旗下为奴。投充者既有孤身前来,亦有干脆携家带口,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下,挂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赋役。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为奴,更有奸恶之徒,借投充之机,仰仗旗人的特权威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

根据嘉庆年间的《新修江宁府志》记载,江南地区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带来的骚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谓“南民投充,惟江宁为多”。这是让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因为当时的投充,“非尽艰窘而然也”,并不是迫不得已,并不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半属作奸恶棍,半属逋罪强徒,急欲逞凶,遂尔走险”,结果就是“一经收录,大肆猖狂,或伙赴市廛以陵商,或横行村镇以诈懦。有司惮其恶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没有人说得清楚,隔绝南京市民与旗人的柏林墙,什么时候被拆除。跟北方的万里长城一样,南京城里这道满城城墙,更多的只是一种摆设,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种心理上安慰。因为年久失修,更重要还是因为没什么实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随它坍塌。一段接着一段毁坏,坏了也没人去修缮,满城的旗人不会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会去修,跌落在地上的旧墙砖,正好被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场。

从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国,到晚清,到民国,到国民政府,到汪伪时期,都会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浑水摸鱼,偷偷地将旧城砖挪为家用。甚至官家也参与过盗拆明城墙这些事,民国初年,大清没了,南京城内“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的旗民,由于生计问题,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许下,靠拆旧城砖卖钱度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昔日的满城,蒋介石曾做过批示,同意军校拆些城墙砖建校舍,因为有关人士反对,遂告停止。

横贯在南京城内的这道柏林墙,最后是不是就这样茫然无存,不得而知。遗忘总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数南京人的记忆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道城墙。晚清时期的鲁迅曾经在南京读中学,当时南京人心目中,显然还留有一道柏林墙。再过不了几年,就辛亥革命了,汉人和满人的对立情绪,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鲁迅先生喜欢骑马,在满城区域里骑马,会遭到清兵呵斥,不只呵斥,还会向学生娃子扔石头。鲁迅他们也不甘示弱,也会用石头进行还击,结果当然是谁也伤害不到谁,大家都只是扔着玩玩。

两江总督大人

南京有个众所周知的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埋在这。城东的紫金山地区因此成为禁地,有军队和太监守陵,擅入者要杀头。明成祖迁都去了北京,死后又葬在那,于是有了后来的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多少有点形影孤单,虽然设立了神宫监,设立了孝陵卫和祠祭署。遇到重要日子,在位皇帝生辰,太祖帝后驾崩之日,都要上香点烛祭以酒果。清明和中元日,也就是七月十五日鬼节,各致祭以太牢,派遣勋旧大臣一人,譬如徐达之后裔嗣魏国公前去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员要陪祭。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牛羊猪全备为“太牢”。这些针对明太祖的繁文缛节,到了大清,自然而然全部取消。魏国公的封号也被削除,明孝陵的地位立刻下降。清军到南京,多尔衮下达命令,“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二百晌,以供祭祀、护守之用,余悉入官”。表面上看,只是将守陵的规格降低,实际效果则是,陵园因为缺乏有效管理,它的光环不再,衰败已不可避免。

南京紫金山最早叫金陵山,汉代称钟山。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为了纪念,东吴的孙权封他为蒋侯。孙权的祖父叫孙钟,为避讳,又将钟山改名为蒋山。南北朝的孔稚珪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北山移文》,收入《古文观止》,广为流传,他笔下的北山,就是紫金山,因此文化人掉书袋,除了说蒋山,也喜欢说北山。

紫金山还有一个称呼,叫神烈山。这个称呼有点莫名其妙,与北京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有关。世宗是武宗的堂弟,武宗是独子,没兄弟没儿子,他死了,堂弟继位。偏偏这位堂弟是大孝子,做了皇帝,不断地给自己亲爹追封。按照皇室规定,这么做很出格,三句两句也解释不清楚,反正史称“大礼仪”之争,闹得十分厉害。皇上总是可以有些话语权,为抬高葬在湖北钟祥的生父地位,嘉靖封生父的显陵为“纯德山”,封祖陵为“基运山”,封皇陵为“翔圣山”,南京的明孝陵当然也得跟着追封,于是诏改为“神烈山”,并在今天的下马坊公园,立了一块“神烈山碑”。

进入了清朝,中山门外的明孝陵,与南京隔着一座满城,很快变得很荒凉。紫金山地区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却在这里留下了一首《侨居神烈山下》。

下期看点:说到明孝陵拜谒,不妨顺便提一下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创造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在位时都是六下江南,只要下江南,别人怕犯忌不敢去,他们无所谓,兴师动众来到南京,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去明孝陵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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