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巴金的读书和写作

◎指鸣

19岁的巴金离开四川成都,去南京和上海求学,不久之后他得了严重的肺病。这件事让他很忧郁,他报考北京大学的梦想被阻断了。

养病期间他读了很多小说。“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读了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巴金说。这里的杂货是指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喜欢,都在写作中有所借鉴。他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

23岁他去法国留学。对于1920年代的作家来说,巴黎是个好地方,可以感受历史和文化的法兰西,接受雨果和卢梭等人的影响。在他去巴黎之前,海明威也去了那里,刚离开不久。

巴金在巴黎拉丁区的一个小公寓里,开始他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写作。“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前四章。”巴金回忆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在青年巴金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卢梭主张社会契约、反对不平等、提倡个性尊严和热诚坦白等方面的影响。

而雨果注重自我的激情叙述的浪漫主义写作、表现人物形象善恶美丑的辩证法,也影响了青年巴金的创作观念。

那时,巴金认为左拉的小说就是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左拉关于一个家族历史的系列小说,对巴金倾向于创作连续的家庭小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另一位老师罗曼·罗兰那里,巴金学到了摆脱忧郁和死亡的阴影,以生命的力量征服一切,搏斗不息。

接近两年的留学生活,是巴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1928年底返回上海前,他在法国写的中篇小说《灭亡》已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标志着他顺利进入了文坛,回国以后用不着他自己到处投稿,就有杂志社编辑向他组稿了。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巴金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青年巴金勤奋写作,写了大量小说。“在最初的20年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巴金说,“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真诚而不说谎,是巴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之一。

勤奋而善良,也是他对写作的一种要求。

他鼓励自己说: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还有一次,他借用读者之口说出了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时送安慰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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