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上海“战役”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迎来了民国元年。这一年，按农历为“壬子年”，即民间习称的“鼠”年。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海接连出现了“鼠疫”。

◆1912年 东北“鼠疫”传至上海

1910年，东北地区暴发鼠疫，一个月之间已造成近四万人染疫身亡的恶果。而东北源发鼠疫到传播至上海，不过月余甚至更短的时间。可以说，1910年的东北与上海，几乎是接续发现了鼠疫，只不过，前者是源发地，暴发性质的，后者是传染地，局部性质的。

1911年6月8日，《时事新报》的“本地时事”版面，头条报道题为《检查鼠疫之文告》，向上海民众及时通告了近期防疫与检疫情况。据公告可知，早在1910年年末，即成立“中国公立医院”，专事检疫、防疫与诊治工作。当时即“选派男女医生在疫气发生地面逐日挨户检查”，收治“公共租界及闸北华界染疫华人”。只是，当时是否检得，在何处检得疫情，公告中未曾透露。

时至1911年春，“由北方鼠疫渐次流行”，上海当局再次开展检疫防疫工作，工作力度也进一步增强。检得“华界天保里四十号之潮州人翁姓”家中疫情，因翁家“其妇亦患热症，潜避至法界嘉善旅馆”，可知染疫者已由华界传播至法租界。又称“此次发现先在华界，继在英界”云云，可知华界、法租界、英租界，当时俱已出现疫情。且当局“已于四月廿八日起派华医王培元等在公共租界海宁路一带，挨户检查”，可能怀疑公共租界也难免出现疫情，只是公告中尚未明确公布，只是希望“各铺户居民人等”配合检疫工作，谆谆告诫称“于尔铺户居民有百益而无一损”。

◆建中国公立医院 编印《鼠疫良方汇编》

据《检查鼠疫之文告》可知，1910年冬月间，上海当局“拨银一万两”，又“筹集商捐”，在官方拨款与社会各界募捐的情况下，为上海的华人居民专门建成了一座中国公立医院。这样的官民联防体系之建成，为上海华界的检疫防疫工作顺利开展铺垫了良好基础。

中国公立医院的领导者，乃是“公举前署山西冀宁道沈为总理”，即曾任山西大学堂督办的沈敦和。

中国公立医院早在1910年开办之初，即于当年年末编印了一种名为《治疫新法》的宣传单。此单主要是分送上海各大报馆，要么请报刊转载，要么随报附赠，总之，是竭尽全力要让上海民众周知的。

此单内容乃是转录香港民政司1908年所印公告，是当年香港鼠疫流行之际，当地官方用于“安抚华民”的公告。中国公立医院方面在文末明确称“今本埠恐有传染，故特重印分送及登诸各报”，显然，这是应对1910年上海出现的零星疫情之举。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公立医院迅即编印初版了《鼠疫良方汇编》一书；又于1911年5、6月间，再版重印。此书版权页上标明“非卖品”，乃是直接借鉴闽粤地区及香港华人防治鼠疫经验，但于专业检疫防疫规范方面未置一词，仍是乞灵于传统中医药。其开本小巧，便于携览，显系赠予上海医学界及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人士的防疫参考读物。

初版与再版序言，各约五百字，皆简要清楚地说明了1910年上海确实出现疫情，其中曾先后提及“斯症发端于粤闽等埠”，“鼠疫之所由来，实始于闽粤”，加之之前翻印的《治疫新法》宣传单，更是直接源自香港民政司1908年所印公告，可知当时上海各界俱将上海疫情认定乃是由香港舶来。

彼时，上海虽不是疫区，可当年作为海陆两股疫情传播路线上的最具规模的中心城市，疫情一旦触发，若得不到及时管控，后果真不堪设想。之后不久，上海当局与中国公立医院方面迅即引进现代医学理念与设施，来应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疫情。

◆时局动荡 上海防疫未曾松懈

应当说，1911年前后，上海当局与社会各界在检疫防疫方面所建立起来的官民、华洋联防体系，渐渐在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之下，借鉴与整合多方经验（尤其是较快引进了现代医学理念与设施），形成了规模与规范。这一初具规模与规范的防治体系与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向其他省市输出防疫经验的实力与资格。

为此，当后来东北地区再次出现疫情之时，上海派出医疗救助队伍，亦属情理中事。1911年6月28日，《时事新报》刊发报道，题为《拨派医生赴东》，即称“日前沪道刘观察接江督张制军电，谓上海已有专治鼠疫医院，成立后不乏中西医士治理，请再拨派华医四人至该省施治”云云。

1911年8月间，《时事新报》接连以《上海鼠疫发现志》为题，连续六次发布官方检疫进展及诊治患者结果。8月11日，带有阶段性总结意味的《上海鼠疫发现六志》刊发，表明自天保里华人发现鼠疫并及时送诊之后，再无传染病例出现，疫情基本得以控制。

文中特意披露了一桩非常特别的案例：一位在上海染病，但又潜逃至镇江终至病发身亡者，其隐秘踪迹还是被当局想方设法探得，还将这一身亡患者已经下葬的棺木掘出，施以严密消毒防疫措施。

8月19日，《时事新报》刊登《关于检查鼠疫之示谕》，通知天保、松成、均济里的华人居民，全部暂时搬迁至当局修筑的棚屋之中，以便对这些区域中的民居进行全面的消毒与清洁工作。之所以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民居消毒工作，文中详细陈述了理由，称“惟天保、松成、均济等里各沿马路房屋，现经发现疫气，深恐藏匿鼠类，非将该处居民暂行迁移，将所住房屋设法薰洗，不足以保公安而杜传染”。

为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打消民众疑虑，当局决定迁居暂住期间“饮食起居由公家供给，不取分文”，“一面由本总局会同防疫所派人将各该屋如法薰洗，搜捕鼠类，多则十日，少则一星期，该居民人等，即可各回旧处”。不仅如此，当局还特别考虑到“凡我居民，在此十日内或一星期内因此旷业，进款骤减，不无可悯”，“除由本总局各津贴半月房金外，无论男女，大口给洋二元，小口给洋一元，以示体恤”。

诸此种种强有力且人性化的防疫措施之下，上海疫情在当年9月，基本得以控制，告一段落。然而，两个月之后，疫情又现。《时事新报》于1911年11月30日刊发了一条《鼠疫近又发现》的简讯，称“本月初八有李荣奎一名二十四岁通州人，向在小东门城内画锦牌楼计宅作厨司，因病至仁济医院就诊，由西医验系鼠疫”。报道中特别提到，“现虽四方多事，而防疫一层，未敢稍懈”。

◆正值“鼠年”，上海发现但控制住了“鼠疫”

1912年5月22日，上海防疫中西董事会，在德国领事馆开会，通告香港发现鼠疫，并研讨上海防疫对策。会议代表一致认为，“上海与香港相离甚近，最易传染，虽经各国轮船公司竭力反对，然为郑重人命起见，不能不严加防范，兹由众公议香港来沪船只必须预防，以免传染”。

具体的防疫措施，也在会上议定，要求“船抵吴淞或上海，用驳船将货卸空，然后在空船用硫薰法杀鼠，如系船不能卸空，即用炭气薰法杀鼠”，“即日出示实行，并请卫生处及公立医院在租界严密防疫”。虽然对香港来沪船只消毒的举措，是为保障租界公共安全而设立的，但从客观上对整个上海的防疫工作也是有着相当贡献的。

与上海租界的防疫行动几乎同步，政局初定、进入中华民国时代的上海当局，很快也开展了持续有序的检疫防疫工作。应当说，由于商贸繁荣、华洋杂居，加之公共卫生条件与设施都还相对薄弱，一个世纪之前的上海地区，每年发现疫情的几率都是有的，但基本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管控。

实际上，之后上海地区确实已经出现了个别的、零星的鼠疫感染者，但这些病例很快地即在日趋完善的防控体系中被逐一甄别与诊治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12月，“鼠疫”一词及鼠疫预防常识，被写入国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当时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会在课堂上诵读这样简明扼要的医学常识：

鼠疫之由来甚古。500年前，尝盛行于欧洲，死人无算。近则闽、广、奉天等处，已见发生矣。

疫之发生也，鼠先染之。鼠染疫，则血液中含有毒菌。鼠虱吸之，转而袭人。人感其素养，遂发大热，数日即死。医治得活者，十无一二。

鼠疫预防之法，以杀鼠为最要。封窟穴，谨盖藏，则鼠类无所容身。畜猫以捕之，设笼以诱之，或置毒于食品以毙之，则鼠类不能生存。如是，疫病自无从而生矣。

辟窗户，除尘秽，使居室清洁，亦足以防疫。不幸疫病已生，则所用器具，皆宜滌以沸水。病者之衣服，宜以火薰之，或以消毒药水洗涤之，所以免传染也。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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