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明朝初期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定都开国,当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儿子明成祖永乐大帝继往开来,又接着干了十八年。应天府因此成为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朱元璋初入南京,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到洪武四年,精确统计应天府户口,全城“军民官吏人户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九”。

明朝人眼里的“苏、浙”是苏州和杭州的意思,当时还没有江苏这个词,江苏省还没有诞生,坊厢的具体解释就是,安置在城里的居民为坊,弄到城郭之外去住的是厢。中国古代城市区划,城中曰坊,近城曰厢,随着城市扩大,“坊厢”又往往可以泛指市街。当时大规模人口“填实京师”,据《上元县志》记载有两次,一是洪武十三年,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一是洪武二十八年,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进京。在朱元璋的进京指标中,既有全国的富人,也有穷人,即所谓为富人配套服务的低端人口。

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是七十万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大都市,不折不扣的首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为有太多移民,这时候的南京话已不纯粹,不纯粹就变成了国语,就是通行的普通话。永乐大帝迁都后,南京人口立刻走入低谷,将近一半的人去了北京,当官的走了,工匠们走了,许多从事三产的服务人员,也浩浩荡荡地跟着走了。

当然,说当官的都走了并不完全准确,南京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官场。物无两大,权以一尊,虽然南吏部不与铨选,南礼部不知贡举,南户部无敛散之实,南兵部无调遣之行,可是南都的六大部名义还在,级别仍然。毕竟此次迁都与以往南京历史上的亡国不一样,应天府不再是首都,仍然还是留都,大明王朝的太祖坟在这,祖宗在这。江南经济地位已无可动摇,这里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经济支柱,首都可以北迁,必须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这帮着看家护院,帮着收租子。

粗略地估算,永乐大帝迁都,南京人口急遽下降到三十万人,然后又慢慢增加,到明朝末年,应天府常住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人。总体而言,明朝时期的南京,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好的,还是安定的,富庶的,社会风气呢,却有点越来越不像话,《客座赘语》对此就有记录: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咕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蚶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再解释一下,正德和嘉靖之前,也就是1505年明武宗当皇帝前,南京民风还是十分醇厚。推荐人才,讲究以德服众,讲究真才实学,那时候的读书人很有些读书人样子。所谓“逢掖”,是古代读书人穿的服装,引申为读书人,“咕哔帖括”这词早已不用,前面两字是朗读,后面两字是经卷,抱着书死读的意思。渐渐开始不像话了,读书人再也不像读书人,老百姓呢,也越来越不像老百姓,越来越不循规蹈矩,越来越不靠谱。

仍然是以服饰为例,明朝初年穿衣服有严格规定,绝不允许乱来。正德和嘉靖之后,天高皇帝远,规矩不再是规矩,穿红戴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头上帽子千奇百怪,脚上鞋子也是五花八门: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

必须交代清楚,这些五花八门的鞋,不是穿在女人的三寸金莲上,是蹬在大老爷们的脚上。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你若在南京大街上行走,看见一位男同志趿着一双大红绣花鞋,千万不要吃惊。

明朝初年,严格规定老百姓的服饰,庶民只能是“服浅色”,不得穿金戴银,首饰也不允许用金玉珠翠。到明朝中期,特别是到了晚明,经济发达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律令开始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上上下下都不讲规矩,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越是不允许,大家越是想试试。按照规矩,教坊司乐工,也就是在妓院打工的老少爷们,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字巾,系红绿褡搏,常服则绿头巾,所谓的绿帽子,以不同于士庶。然而在明朝后期却坏了规矩,已经“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

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竞相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突然引领时装潮流。“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既然良家妇女不再“耻类娼妓”,结果便是“女装皆踵娼妓”,“奴隶争尚华丽”,大红礼服竟然可以作为“常服”,“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早已非常普遍,封建的等级制度,朝廷制定的各种规矩,各种条条框框,说打乱就打乱了。

古代妇女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多,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最不容易奏效,“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女人的事有时候比男人还难办,晚明时的很多南京妇女竞尚虚荣,在服饰上争奇斗妍,往往不顾经济实力。“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

最过分的是南京某些尼姑,虽然遁身空门,却仍然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入耳”。看过《金瓶梅》的人常会怀疑,当年的社会风气怎么可以是那样,怎么可以,答案是当时确实就那样。还是拿读书人来说事,往好里说,是解放思想,打破了等级制度,已经有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往不好里说,整个社会风气相当堕落,人心不古,读书人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晚明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两种混乱,都是不可收拾,都是亡国之兆。在北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最后把崇祯皇帝活生生地给逼死了。在南方,则是社会风气的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下流,“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百毒俱发,势在必亡,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以往。考察当时的南京,形象地说,就是娼盛和文盛。娼盛用不着过多解释,余怀《板桥杂记》描述当时的妓院,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

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祸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环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眺心挑,绸缪婉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

下期看点:南京人必须要感谢《桃花扇》,这本书虽然在北京完成,首演也在北京,描写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南京,说的也是地道南京故事。大家都知道清朝文字狱厉害,能出现《桃花扇》这样一本爱憎分明的书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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