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稼生：上海旧书业最后一位“老法师”

原创 韦 泱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宣稼生

今年已是86岁高龄的宣稼生，12岁起开始经营旧书，沉浸在旧书堆里的七十多年，被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称为“文化拾荒”。宣稼生，俨然是上海滩旧书业的最后一位“老法师”！

01

十二岁的旧书店经理

老辈把家业传给后代，代表着薪火相传，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对宣稼生来说，其间却充满了辛酸和泪水。

宣稼生祖籍浙江诸暨，他的父亲宣剑游是一名乡间私塾老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想在上海谋一条生路。穷书生，除了教书，别无一技之长，难以在上海滩立足。宣剑游思来想去，决定租下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一个简屋，开旧书店。他自己找来笔墨，写了气魄不小的“上海书社”四个大字，店招一挂，旧书店就开业了。旧书店勉强能维持一家的生计。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宣剑游患上绝症，丢下了妻子和一对儿女，撒手西归。

1935年出生的宣稼生，当时只有12岁，正在教会办的修德小学读五年级。家中突遭变故，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的不仅是哀伤，还有恐惧。父亲没有了，仿佛天塌下来了，家里除了自己，只有身体不好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日子怎么过下去？

宣稼生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接过父亲的旧书店经营下去。他很快找到学校老师，毅然提出了休学的请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为品学兼优的宣稼生感到惋惜，却也对他的遭遇爱莫能助。

宣稼生是个机灵的孩子。自读书起，他便在放学后到父亲的书店，要么帮忙照料店堂，要么在板凳上做作业。时间久了，遇到有顾客需要什么书，他一拿一个准。有时，宣稼生也会找本书安静地坐着，慢慢阅读。在父亲的悉心指点下，宣稼生对旧书行业并不陌生，文史哲分类、名家名著出处、外文书名等等，他都不会弄错。

宣稼生把父亲亲笔写下的广告招贴擦拭干净，挂在书店门口的显眼处。看着“重价收购古今中外旧书”这行遒劲的颜体字，他在心中默默告慰父亲：放心吧，儿子一定会把书店打理好的。

尽管父亲不在了，但宣稼生没有一刻放松学习版本知识。他知道，从事旧书经营，就要懂得哪些旧书刊具有历史价值，哪些旧书刊稀少珍贵，以及它们的市场价等等。为使自己的语文基础更加扎实，他到离家不远的“树群补习学校”读夜校。一本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终日不离手，查过的内容折个角，时间久了，这些小角纷纷掉落下来，像天女散花。他找来《英语百日通》，一头扎进书里，孜孜不倦地自学。即使这样，他每晚回到家还不肯休息，在昏暗的油灯下，继续借助字典学习古文。

王云五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

经过不断的学习钻研，宣稼生的业务操作已十分熟练，并且将外文原版书的经营，也发展成为店内一个重要经营项目。就这样，在别人眼中，一个不谙世事的小毛孩，突然间长大，成了一家旧书店的“顶梁柱”。12岁做旧书店的经理，这在我国旧书行业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宣稼生传奇人生的开始。

02

“洋瓶店”里淘旧书

经营书店，货源是首要条件，要让顾客在店里能淘到各种各样的旧书。旧书从何处来？一是书店有了一定声誉，出售者会送上门来，这叫“守株待兔”；二是店主上门收购，这是“主动出击”。而更主要的进货渠道，是到旧书店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地连续收购。这活计，宣稼生一做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旧书店、旧书市场多如牛毛。哪条路、哪个弄，有哪家旧书店，宣稼生心里清清楚楚。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清晨五点，他都雷打不动，骑上父亲留下的一辆破自行车，准时出门去武定路、虬江路、吴兴路一带，辗转在各个旧书摊中。

宣稼生的生意经，被上海人说起来就是“门槛精”。一旦他看到能赚钱的旧书刊，就与摊主讨价还价，以最低的价格购入。为了不“搁仓”，再加价转让给“合记书店”“秀州书店”“富晋书店”等旧书店的“大同行”。因为这些大店一般不屑去小摊上收书。这样一来，他就轻松赚得了差价。

除了跑旧书市场，宣稼生还有一个进货渠道，就是去“洋瓶店”。“洋瓶店”叫着好听，其实就是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站。趁店里生意不忙时，宣稼生就挎着包，到这些回收站里“翻麻袋”。那里的旧书、报纸、杂志全是论斤出售，价格极其便宜。这样的收购，既累又脏，但为了自家旧书店的经营，他乐此不疲！

胡适《尝试集》旧版本

03

急找唐弢抢救珍本

尽管宣稼生没日没夜地辛苦淘书，可是旧书店仍旧是惨淡经营，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所幸，1949年5月上海获得了新生，让宣稼生经营旧书店有了比较好的环境。

1953年初冬，宣稼生获悉在杨树浦路上，有一家小型造纸厂要处理一批报废的旧书。他想，如果有好版本的书因此被化成纸浆，岂不可惜啊！于是，宣稼生不顾天冷路远，一早赶去了那家厂。到了厂门口，他递了一支烟给门卫师傅，闲聊了几句，算是套个近乎，便顺利进入厂区。在厂房后堆积如山的旧书杂志旁，他抓紧时间翻找可用之物。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大半天时间，宣稼生终于收拢了一些不错的文艺书刊，其中还有新文学作品的毛边本。他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好东西！幸好来得及时，能“抢救”下这些珍本。

可是，当宣稼生捆扎好这些宝贝，准备与厂方人员谈收购价格时，对方却拉下脸说“不能卖出去”。一听这话，他急了，直喊：“这些书你们不要动，我会找领导来决定。”说着便掉转自行车车头，直奔市里的文化局去了。

到了文化局，门卫问他来干什么，宣稼生大声回答道：“我找唐弢。”门卫看他衣服脏兮兮，就像是拣破烂的，想打发他走。宣稼生赶紧说：“你快找，误了事你负责不了！”门卫没辙，只能通报进去。唐弢是文化局副局长，爱好并研究新文学版本，常常到旧书市场闲逛，也曾光顾过宣稼生的旧书店。宣稼生与唐弢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彼此却留有很好的印象。

唐弢

果然，唐弢从楼内出来，一见宣稼生就微笑着打招呼。宣稼生赶紧直奔主题，一五一十说了上午收书的情况，并请唐弢出面帮忙解决。唐弢仔细听后，安慰他说：“别急，你先去厂里，我来帮你解决。”接着，拿起电话协调，还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给宣稼生开具了一张购书介绍信。

拿着盖有文化局红色大印的介绍信，如同有了“尚方宝剑”。宣稼生迅速骑车回到厂里。此后，果然一路绿灯，顺利办妥了出厂手续。看着车后座放着的几十斤重的旧书，有鲁迅的毛边本《呐喊》《彷徨》，还有郁达夫、阿英等现代作家的毛边本，宣稼生一路喜滋滋地回到书店，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

04

因收书与陈望道成为朋友

1956年，旧书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很快成立了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旧书经营单位。由于宣稼生的旧书店经营得不错，被吸收进 “上海旧书店”。从此，他有了固定收入，有了稳定的“饭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收购旧书，犹如大海捞针、沙里淘金，吃得千辛万苦，方才觅得奇珍异宝。刚接手自家书店时，宣稼生在新昌路上的一个旧书摊，看到扎成一卷的旧报纸。他翻开一看，不由心跳加速，这卷报纸是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难得一见啊！于是宣稼生赶紧购下。进了公有单位，宣稼生依然做的是老本行。一次，有人要求上门收书，他如约前往。那是一幢小洋楼，他心想这是一户大人家，进到楼内，只见墙角堆放着旧书刊，其中有小开本的《劳动界》杂志等革命文献。这可不是一般人家会有的书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宣稼生与主人聊了起来。原来，这幢小楼是民国要人吴稚晖的旧居，而这些旧书刊当然就是吴的私人藏书了。宣稼生用“黄鱼车”（三轮运货车）足足装了三车，才运走所有的书。

因为收购旧书，宣稼生结识了不少学者朋友。有一次，他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张贴了一张旧书收购广告，之后便有人打电话联系收书。宣稼生应约上门看货，一见面，才知道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教授。宣稼生在帮陈望道清理不用的旧书时，自然而然就与陈望道聊起了书，且越聊越投机。宣稼生知道巴金笔名的由来、郁达夫神秘消失在新加坡，能对新文学侃侃而谈，也熟知很多版本知识。这令陈望道对他刮目相看，两人遂交上朋友。不久，陈望道把周谷城教授介绍给了宣稼生，并请周老题写条幅“业精于勤”赠送给他。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通过陈望道的介绍，不少教授纷纷来找宣稼生上门收购旧书。宣稼生一边收购旧书，还一边解人所忧。得知著名画家谢稚柳急需一套《二十四史》，宣稼生到处去寻觅，终于为谢老找到了一整套带书箱的《二十四史》，满足了老画家的愿望。

陈望道

为了收到更多有价值的旧书刊，宣稼生走南闯北，新疆、云南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不发达，宣稼生乘火车到贵州收书，一坐就是五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而住的往往是最廉价的招待所，甚至是浴室大堂的通铺；吃的更简单，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

辛苦换来的是累累成果。宣稼生和单位收购处的几位同伴，把一箱又一箱有价值的旧书刊，通过火车或汽车运回了上海。他和同事在常州收购的清代孤本《阳湖县志》，在当地曾被找了许多年，都未有收获，是他们填补了这一空白。还有，中共地下党的伪装本《地下暴动》《红星佚史》等红色文献；民国年间研究中国问题的外文原版书，其中有一册原文初版羊皮书《戈登将军传》；翻译家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后留下的原版本，上面留有傅雷的批注及签名；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等，都被宣稼生和同事收入囊中。这些书后来大都提供给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使用。宣稼生说，就是给专业部门或专家学者派用场的。

05

收购明版唱词成一绝

令宣稼生最为难忘的是，收购到价值非凡的明成化年间说唱词话。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封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宣稼生与同事到嘉定县去收购旧书。因之前已请当地新华书店的同志贴出收购海报，他们便坐在书店里等候。一个姓宣的农民走进来，把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放在了宣稼生的面前。宣稼生小心翼翼地打开看着已经很旧的报纸后，顿时眼睛一亮：这是一套古书，共十二册，由于年代已久，还浸过水，有水渍，有一册粘住了，像块砖一样。但封面上“成化永顺堂刊”六个字，就足以让他大气不敢喘一口。

经询问，宣稼生得知早年村里种庄稼，村民挖到坟墩头（旧墓），里面有镜箱、梳子等物，还有就是这套古书。县博物馆收去了一些物品，唯独这书不要，退给了村民。此人有点爱物之心，觉得丢掉可惜，回家后就把书用报纸包好放在竹篮里，并悬挂在房梁上。于是，眼前这套明版说唱词话，被留到了今朝。

宣稼生当机立断，决定收下此书。在单位派人作了鉴定，确认无误后，他们把书带回了市内总店。后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等专家“会诊”，得到高度评价。赵景深说：“这是曾任明朝西安同知宣昶夫妇的随葬品。这套唱词发现，将说唱词话的历史推前了200余年，对我国研究版画史、文字学都极有价值。”赵景深还因此写了专题论文。中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将这套书誉为“第二个马王堆的发现”。

这套明版说唱词话系海内孤本，被无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后来还出版了影印本，其对文化的贡献和传承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巧事，墓葬主人姓宣，挖到古籍的农民姓宣，发现并收购这一珍宝的人也姓宣，“三宣合一”，也是一种缘。

旧书收购，需具备丰富的版本知识，是旧书行业最具含金量的工作。有一时期，宣稼生被调到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工作，负责人是顾廷龙。顾老十分赞赏宣稼生能一辈子坚持旧书收购，并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又教了他不少版本鉴定的知识。

宣稼生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后来评高级职称时，他样样过硬，就缺一张大学文凭。对于此，宣稼生只是淡淡一笑，他说：“我一生做的是收购旧书，人也弄得蓬头垢面，像个拣垃圾的，同事戏噱我是“邋遢相公”。”退休后，他把几十年积累的收购旧书经验写成了教材，供各地同业者及爱好者学习参考。

End.

本文选自2020年第3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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