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如何打赢新闻舆论战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 《西行漫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原因之时，却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的身上。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党认为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

1943年7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所处的紧张关系迅速向苏联与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予以报告。

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的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该文对于国民党中顽固派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冲突与事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影响曾经轰动一时。 张俊国

新闻推荐

一周艺术人物|赫诺韦斯与卡特兰 在图像中“拥抱”或者逃离

上周，西班牙知名艺术家胡安·赫诺韦斯辞世，享年89岁。通过创作《拥抱》等一系列以人群为主的画作，他不断介入对政治、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