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 我是国外入境人员“留验区”的一名志愿者

原创 淳于先生 三明治

文｜淳于先生

编辑｜依蔓

2月，两位同事参加第一批抗疫志愿者。我比较后知后觉，等他们去了好多天才发现有这事儿。打听到第二批的人员，其中一位得子，于是提出由我代替他去。由此，我踏上志愿者的抗疫之路。

我所在的地方在上海郊区的一个镇。这个镇是个古老的地方，据说在唐朝就有军队驻扎。此地江面开阔，漕运往来，码头上人声嘈杂，曾经是个繁华所在。可惜，后来河道淤塞，商贾流离，终于衰败了下来，只剩庙里的和尚，暮鼓晨钟。我抗疫的第一站，就在镇上的社区居委会。

三月一日，戴上口罩，与同事交接。

居委会办公地点在一个小区内，进小区右转就到。同事把我拉进了好多微信群。然后扔给我一堆表格，又坐在电脑面前用word打了满满一页的任务事项与细则。一边打字一边给我讲解，最后用兑好的消毒水喷了喷办公桌，把键盘鼠标统统擦了一遍。

于是我落座，看着微信群里那些陌生的头像，开始工作。

社区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五个道口全部封住，出入证上写明住址姓名并敲上社区章，没有证的一律不能进。归来的人要么出示本小区的房产证，租房的房客由房东领进去，在家隔离。

需要复工的人，需要到居委办理证明。证明有两种，一种叫未离沪承诺书，是扫码28天内都在上海，可以出具，企业需要备案，执法人员去企业查证时需要出示。另一种叫自我居家隔离承诺书，是扫码14天内只有上海可出具，效用与前一种相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政策变化什么的。在做志愿者的17天里，我遇到过重点区域隔离者擅自跑出来、在微信群里抱怨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大家的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成为留验点的一名志愿者

三月十六日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有人在志愿者群里发了消息，要一个愿意去留验点的志愿者，要求会一点英文。

当时的抗疫情形已渐趋平稳，重点地区已降至湖北一个，也就是说除了湖北那边来人需要进行医学隔离，其他地区来的人都只需要居家隔离就好，沿街商铺的复工申请每天也只有个位数的量，人们纷纷从我的隔离记录表里走出，大有天下太平的雀跃。但是国外的传来的消息很不好。

那天晚上我在玩一款游戏，看到这条微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然而，群里55个人，没人回复，一个也没有。掂量掂量自己英文还可以，我就报名了。

进入留验点工作后，等领导讲完话，就开始学穿脱防护服。志愿者一共15人，分为三组。每组工作12小时轮岗。第一组学完就上岗了，晚上十点，由第二组来替换。

这个留验点是个全新的尚未投入使用的养老院。刚来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开会后临时买了些塑料凳子。后勤组效率很高。很快，宿舍里的床，椅子，简单的洗漱用品都备好了。地面是完全没扫过的厚厚地积灰，我拿条簇新的毛巾把地板擦了一遍。

工作区一共四种人能进：志愿者，测体温、取样本的护士，流行病学调查的医护以及消毒打扫的第三方工作人员。给到我们志愿者的是二级防护装备：帽子，护目镜，口罩，防护服，脚套，手套。除了护目镜是重复使用的装备，别的全部是一次性用品。

工作区一共四层，底层是接收、登记、测温、流行病学调查、转送的区域。二层至四层有49个房间作为留观室。

我接收的第一个留观者是个乘务员。她是本地社区送来的，小姑娘把自己套在一次性雨披里，戴了口罩和面罩，行李一件都没有。我们给她做好登记，拿上一小袋干粮饮水，送她上楼，然后通知采样护士进来采样。然后等了大约八个小时不到点，检测结果出来，为阴性。收到消息后随即通知街道派专车来接她，然后我上楼去叫她回家……我走到门口，看到她在哭，哭得很伤心。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样安慰她，只能照本宣科地告诉她检测结果，并请她随我下楼。

在出口处，我把手写的转送单给转送员签了字，看着她默默走上车，汽车发动，离去。突然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栋楼，是挺可怕的。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带着未满一岁的小宝宝

留验点的政策变化很快。一开始我们只收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后来非重点国家入境的也收，只是取样后就可以让他们居家隔离，无需等到结果出来。再后来，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都转去浦东了，加上航班缩减，压力一下子小下来。最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去了浦东机场增援，另一部分人开始休整。留验点停摆。

我接收的人里，有个12岁小女孩，瘦瘦小小的，一个人从国外飞回来，很乖。在暂住屋等候的时候她需要到楼下的行李箱里取东西，跑出屋外，几个保安不通外语，吓死了，赶快通知我们。我就陪着她从楼上到楼下，拿了东西再上楼。小孩子把自己的行李箱打理得很好，我全程都没有介入，就跟她聊聊天，鼓励表扬她，告诉她睡上一觉，早上就可以安排你回家了。她就很乖地去睡了。

我们组当值的12小时里，来了四十多观察者，因为不能用电梯，我们都是一个个陪同上楼安顿好。加上登记，沟通，引导，安抚，递送物资，几乎走到走不动，穿着防护服很闷，一跑就出汗，然后夜里一停下又冷得受不了。后来到早上六七点，送走了几批人之后算是可以喘口气了，这时候就觉得又饿又渴又累。椅子上我都坐不住了，学流浪汉拆了三个装物资用的纸箱子围住自己眯了一会儿。

清晨，楼道里特别安静，我数着自己的喘息声爬上三楼，护目镜外的世界有些模糊，模糊得不太真实。我努力偏转头，让目光从尚未模糊的角落穿过，落在那两个名字上：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一个未满一岁的小宝宝，检测结果：阴性。下意识地提了提单子：三十三个小时。我对自己说，兄弟你可以啊，一个人带着娃飞越重洋，还能熬这么久，是个汉子。

我敲开门，看到了那个男人，他并没有躺下，而是坐在床沿，胸前抱着的小宝宝，安静地睡着。

“你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都是阴性，恭喜你们，我们已经安排了专车送你们回家。请收拾一下行李下楼吧。”

那个男人目光很平静，缓缓站起来，怕惊着自己的宝宝，然后看了一眼留观室。

“你需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吗？”我看出他的不便，但是我也担心他会顾忌我这一身白色的防护服，终于还是问了一声。

“要的。”

“好，那么床上小朋友的东西你来处理。婴儿车和拉杆箱我帮你搬下去。”我迅速作了判断。他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收拾起来。

我也没有找话题，我知道他累了。

一个15岁的小姑娘，

检测结果是阳性

“哎！”一个测体温的护士拉住我：“二楼的半隔离区在哪儿？”我回过头：“留观室201旁边，推门出去就是了。”

于是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往楼梯口去了。

我知道有事儿要忙了，跟队长打了个招呼。果然，没多久那个护士就跑下来跟我说。我需要你帮忙，xx室有个阳性，是个15岁拿xx护照的小姑娘，我们要先把她和家人分开，然后120会带她去医院作进一步检测。

花两分钟处理完单据，我和队长加上护士一共三人就上楼了。这家人很奇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十多岁的姑娘，五个人拿着三个国家的护照。开门进去，男人拿着本书，女孩儿们都在看手机。我们把情况说明，他们完全没有慌乱，连激动的情绪都没有出现。就是来回整理物件，分开隔离。只有那个被告知阳性的姑娘情绪不太好。等他们都安顿好，我招呼她下楼。夜里微雨，很冷。她背着个书包，靠墙站着。

“紧张吗？”我主动问她。

“有点。”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你来上海是旅行？还是读书？”

“读书，在XX学校。”

“啊！我去过那个学校，有个很棒的泳池。”

“对。”

“你喜欢游泳吗？”

“挺喜欢的。”

“那一定游得很棒咯？”

“一般般啦。”她开始笑，有些腼腆。

看到这个动作我便放下心来，救护车忽闪的灯光渐近，我看了她一眼，撑起伞，带她走进细雨里。

突如其来的终结与告别

三月底，第一个消息，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全部转移到浦东。第二个消息，航班锐减，且不接收非中国籍人士入境。

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我们留验点的工作。好像突然之间就没“生意”了。为了节省防护服，我们每个班只留一个人在工作区。有的时候，留验室一个人都没有。白炽灯下只剩我和我的影子。百无聊赖时我翻看着那一个个的名字，他们从来处来，往去处去，那些人影是那样模糊，仿佛昨夜迷梦，似真似幻。还好，桌上的洋水仙依然热烈，我把花枝抽出来，搁在桌上，透明的玻璃花瓶显出优雅的弧线，我把瓶里透明的水倒掉，再注入小半瓶透明的水。此时的我大概也是透明的吧。当我把热烈的花枝送回瓶中，我便也归回了世间，我下意识看了看桌面，没有书，很难熬。

午饭的时候，组长告诉我们，留验点工作告一段落，大家依然住在宿舍，休整一周，然后回家再休整一周。归各单位上班。这话讲完，空气中好似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雀跃弥漫开去，虽然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放松还远未到来。然而欣喜与轻松的样子跃上了眉头，就赖着不走了。

走的那天，大家都像刚考完试的孩子。走路都奔奔跳跳的，春日的风带着甜，和着一路的郁郁葱葱灌进车窗里，久违的舒畅感觉。

回到家，把儿子和女儿都抱了抱，哦呦，重一点了嘛。看起来在家上课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压力也小。然后就听见老妈一顿数落，什么默写写不出啊、课文不读啊、手机没声音啊。一切都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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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疫情期间，我是国外入境人员“留验区”的一名志愿者｜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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