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小说家是捕蝶者捕蝶的过程即是创造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5-15 16:44 https://www.yybnet.net/

原创袁欢文学报

张玲玲

如何理解小说家的身份？青年作家张玲玲尝试用纳博科夫的“小说家是捕蝶者”来解释：““捕蝶者”这个比喻本身有种赋形的意味，还可以说明未被书写之物天然存在于那边，我们不过借助形式使之显现。一如塞卡斯说的，“诗人仅仅是发现存在于那里的诗篇。但捕蝶过程即是创造，即会奏出些许乐章。”

在一篇名为《码了八万字，删掉五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创作谈中，青年作家张玲玲细写了关于短篇小说集《嫉妒》创作的背后故事，她在里面探讨了关于作家叙事视角选择的问题：如何在短篇写作中也大量使用全知，又不产生所谓叙事信任。最后即使心痛，她选择在同名小说《嫉妒》中删减了五万字，“删改完成后，我觉得可能更接近当时小说写作的初衷：人的过去历史无从辨识，真实将永恒地散佚在历史之中作为结束之钟。”

《嫉妒》是张玲玲的首部小说集，从描写两个女孩的命运开始，所写的故事均发生在南方城市，她从青年、中年、老年三重视角去切入生活中的困境，试图回答关于现实的一些问题，比如真实与隐秘，又如女性关系与处境。

作者: 张玲玲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1-1

“现代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看起来都并不值得书写，但我喜欢的作者们经常会提示某些东西是可以写作的，值得不值得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理手中所有。”“不断发现日常里的新鲜之声”，这是她觉得写作最有趣的事情，是从爱丽丝·门罗，罗贝托·波拉尼奥，张爱玲等她喜欢的作者身上学到的。

她笔下有一位女性叫谷月红，是张玲玲最喜欢的女性角色，特别之处在于这不是一个很天真或者很柔软的角色，甚至有些冷酷和绝情。“她的人生是一个希望被逐步击垮的过程，而她始终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会让我想起家族里上一辈的女性，类似于我的阿姨、舅母。”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张玲玲希望自己关于女性的书写能承载某种性别或者社会的引申意义，同时，她不认同女性书写一定需要跨越性别这一重生理定义，而达到普遍性。“海明威一生都在写传统意义下的男性题材，很少会有人怀疑他的伟大，那为什么女性一旦写起情爱婚姻题材，会被认为是种性别局限呢？我们也可以说，这恰好是女性性别的敏感所赋予的。”

在她看来，性别从来不是写作写不出普遍性的借口，而要使得小说抵达更深远之处，这样的探索过程于每个作家来说都是不易的。“写好是一个更模糊的概念，边界探索、形式探索等等，我们或许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家都在往某个方向走，但具体路径怎么选每个人差异都很大，当然也可能完全分道扬镳。”

她认为面向未来的写作，正是那些尚未发现的故事，以及那些不可言说之处。“小说是存在的敞开。写小说的意义在于，把原先深藏于黑暗之处的不能言说的东西一点点地捕捞出来。”“小说不会完全照进真实，它是真实的变形与重构。”她引用詹姆斯·伍德的观点来阐释小说与真实的关系：“真实是轮廓、呼吸、暴君。小说裹起真实，带它出走，而亦如旅人期盼逃离。”

张玲玲在小说中强化现实的元素，对生活的碎片不断进行着重组与再构，这些南方故事因此在片段式的主题上被挖掘出了新意。而她的叙述焦点“南方”，对于她而言是流动的，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漂泊已然成为一种常态。

她认为现代社会将人的流动性进一步提速，人们在因战争、生计、欲望、情感等各种因由而离开，直至融入他处，成为新土的一部分。但另外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被绑缚在故土上，更难离开，留在原地，这也许会对故土的人、事获得更为深邃的观察和理解。

因此流动或者稳定对于写作者来说，很难说哪个更好。而“故乡”在长久的漂泊中，显得更加难以定义，她给自己的文学地理的划分是“流动的南方”，“我仅可在此模糊地给一个定义：所谓故乡，是你想挣脱又无法挣脱的东西，是嘶嘶作响的影子，投射在你的当下生活上。”

毕业后，张玲玲做了七年记者，又在浙江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两年前搬到上海，如今在一家影视公司负责版权采购，这期间她从未放弃过写作。每份职业对于创作而言，都是有益的。不可否认，有些小说来自于记者经历，如《无风之日》，《新年问候》，部分来自于编剧时期写了一个片段的故事，比如《似是故人来》，也有一些瞬间来自于独属于小说的时刻。

在她看来，做记者让她学会怎样去唤起广泛的共情，怎样进行事件纵向和横向梳理，到了编剧时期，因为写作一直处于被推翻的过程中，所以她常常反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有意思的。现在做版权，要读大量小说，加深了对当代文学相对面上的观察。“但是，做过什么职业，对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家，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不去写作，这些经历就仅仅是一段段个人经历，而不会变成写作的养分和素材。”

张玲玲直言，今天的小说家们必须走到台前，向公众阐释“我是谁”，小说家的个人史成为读者研读小说的依据之一，“但我想，最重要的身份判断不是通过职业经历，而是小说家感兴趣的是什么。喜欢的东西才构成我们的身份主体。”

在与张玲玲沟通的过程中，《嫉妒》的编辑林潍克感受到一份赤忱，他以“一位几乎以虔诚的信徒姿态对待写作的青年作家”来评价她。张玲玲梦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但因为现实，目前更多体现为对职业精神的追求。

如何理解小说家的身份？她尝试用纳博科夫的“小说家是捕蝶者”来解释：““捕蝶者”这个比喻本身有种赋形的意味，还可以说明未被书写之物天然存在于那边，我们不过借助形式使之显现。一如塞卡斯说的，诗人仅仅是发现存在于那里的诗篇。诗存在于那里，写作是碾碎表面之上的屏障，去发现那里有什么。但捕蝶过程即是创造，即会奏出些许乐章。”

正如她在一场主题为“职业的小说家和理想的写作”中如此解释“职业写作精神”：“对我来说，写作者的职业精神是你很清楚即将开始的工作可能会失败，你会在其中犯无数错误，摔无数跟头，遇到许多棘手难缠的问题，但你还在将自己按在椅子上去写作，直到写出一点什么。”

此外，张玲玲讲述了一个在宣传书的过程中发生的趣事。为了宣传，她专门注册了豆瓣，一开始只有3个粉丝，她就和编辑商量怎么涨粉？于是她尝试写一些办公室段子，结果真的有效，书也跟着不断被更多读者知道。听起来是一个青年作者在“苦苦卖书”的故事，却也说明了当下的一个现状，大多数作家们仍需要借助“外力”来让文学作品传播出去。此时恰巧有读者现场提问你认为今天文学是否退场？张玲玲回答：“文学散落在观念里，它的辉泽无处不在，它从未退场。”

创作谈

流动的南方

文丨张玲玲

刊于《文学报》2019年12月

我有时非常明确自己在写南方。在写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间断地问过自己，当代的南方面貌是怎样的？《无风之日》是市场过度、金融风暴下的区域经济困境，《似是故人来》明面是三角恋，也试图指涉香港、深圳以及广州之间的关系。《新年问候》的小说标题来自于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的悼亡诗，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浙西山区、横跨20年的罪案故事，内核是20世纪的凋零与挽歌。新声已近，上个世纪的幸存者还未来得及看清处境，弄明白意欲何为，就已被推着往前。

出于叙事空间的考量，小说人物涉足的地方非限于江浙沪，或者珠三角，他们也会去向西北、东京或者更远之处。但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地名不过浮光掠影，他们是旅行者而非定居者，不会与这些地方产生更切近的关系。

以前写南方，很多是从传奇和历史开始写起的，写巫言，写鬼叙，会试图嫁接更古老的故事传统，例如民国或古典小说，在《嫉妒》集子里，小说时间最早也就是1997年而已。为什么是1997年？可能对我而言，真正的变化是从1997年而非2000年开始的，虽然我们惯常将200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恰好是世纪之交——恰如朗西埃所言，一个世纪是一个世纪的观念，世纪意味着对过去决裂，而决裂有两重意味，一是对于过去世纪的清算，一个是完成刚刚开启的新事业。

《嫉妒》中的谷月红在改革初年便已经意识到变化的到来，她个人却在动乱中消失无踪，她始终无法明白早年的希望和激情是如何消失的。这差不多是一代人的境况隐喻。关于世纪末断壁残垣的感喟还没消散，新世界的声光化电已将其早早代替。

21世纪到来后，我们的时间被拨快与加速了。对于眼下这些还活着的小说主角来说，当下永远比过去和将来更实在。过去是现实的亡魂和幽灵，是废墟和灰烬，他们寻找的历史是假历史，历史早已不复存焉。他们谈论过去的方式要世俗功利很多——例如《似是故人来》中的姜洁所言，是为情感作依托，获得某种默许。故土早已散佚，家乡连带命名也失去，唯余拆迁改建后的木框和废墟，桥梁横跨虚空，但桥梁建立在拆毁的基础上。

他们改头换面融入异乡，想象和怀旧都是徒劳的；真相也早已散佚，秘密隐藏于表面下，而去向真实的道路被掩藏，残片拼图永远无法凑齐，他们也不信任将来，因为将来毫不牢靠，无法预计。布罗茨基说，悲剧是既成事实，而恐怖总与预测相关。面对可能的陷阱怎么办？只能依托于当下，转瞬即逝的显像游戏都比缥缈的过去和将来要确实得多。

是南方人的现实性吗？还是别的因由？毕竟这种选择多少出于无可奈何。伊娃·易洛斯写到，理性对人类信仰中的谬误的那种不懈揭露和叩问，会让人类在寒冷中颤抖，因为只有美好的故事——而不是真相——能够抚慰我们……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是，理性能否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意义。

——理性当然是有意义的，至少能预见失败的存在，知道不确定向着确定的转化是不可能的。南方的实用主义可以支撑你多走几步，毕竟断层已在，我们无法回头，回访之旅即是阴间之旅，就像欧律狄刻一样，回看一眼就会变成石头，只是我们仍难免问一句，然后呢？

不知道然后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对我来说，《嫉妒》的写作里，有些基本的母题延续，关于真实、隐秘、女性关系与处境等，也有一些现代性的基本探讨，但这些探讨的答案会随着写作阶段的不同，不断发生变化，每个具体个体的境遇、感受不同，解答也必然不同，比如《无风之日》里，杨耀裕像《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对神的存在产生怀疑，但在《去加利利海》里，夏磊忽然因为一些日常奇迹获得某种确信。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的探讨都受限于彼时的认知和观察，而南方、当代的面容一直在流动之中，它们最终只能被推翻，或被再次推翻。而这些被推翻的进程，正是写作的意义之一。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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