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与傅雷夫妇最后的故事

2016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还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人世。这一幕，在上海作家叶永烈的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还原。

2016年澎湃新闻记者曾走进叶永烈家中，他为澎湃新闻记者打开了专门存放傅雷亲友采访资料的蓝色箱子，里面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雷儿子傅敏所赠。在那个下午，他翻着这些档案资料，再一次讲述傅雷夫妇最后的故事。

叶永烈家顶楼的游泳池被改造成有五万册藏书的书房，还存放着多个铁皮档案箱。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

这份死亡档案上清楚地写着傅雷夫妇属“上吊自杀”，死者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而死者身份那栏，赫然写着两个字——“右派”。

其实，在看到死亡档案之前，叶永烈都以为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因为傅雷夫妇自杀时唯一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这么说的。“连傅聪和傅敏都这么以为，就是听了保姆（周菊娣）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周菊娣）为什么说他们是服毒自杀。”

到了9月3日早上9点，主卧里依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按傅雷家的规矩，保姆不好随便进主人家的卧室。但主人那么晚还没起来，周菊娣有点怀疑——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她还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说过一句怪怪的话“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周菊娣去敲门，发现主卧门没有反锁。“她一看有人死在那里，没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会那里，居委会再去派出所报告。”叶永烈说，当时派出所的户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自杀卧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门用力一开，傅雷就落下来了。

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来。周菊娣这时候还是心惊胆战，后来好不容易进卧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尸斑，以为这是服毒自杀形成的。又因为傅雷夫妇养花，花有虫，买了敌敌畏，周菊娣便以为两人是喝了敌敌畏。“她对傅敏、傅聪这么说，所以傅敏、傅聪也这么说，就有很多人传开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的。”

“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杀来写报告文学《傅雷之死》的，就要发表时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月虽然很乱，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当时的情况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档案。”于是就有了叶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门的查档，“一看这么厚，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我还找到了为傅雷夫妇做尸检的法医，法医告诉我他们当时没有查出什么毒液，就是自缢身亡。”

“所以现在关于傅雷之死的描写，有的说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后傅雷再上吊。有的说他们上吊之前还说过什么话。这些纯粹属于胡编，因为档案里没有。”叶永烈如是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有关傅雷的尸体检验证明书复印件。

死亡档案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记着周菊娣这样的回忆：“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叶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关系，傅雷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为何找到了傅雷？

后来，叶永烈在采访上海音乐学院时发现了一个线索，那便是同样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李翠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的李翠贞还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李翠贞写了信给关系要好的傅雷，询问是回来还是留港。傅雷说还是回来好。

“李翠贞从香港回来。按当时“红卫兵”的逻辑，她肯定是特务。”叶永烈说，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几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件，于是这群人认定“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

“抄家三天三夜，他们（傅雷夫妇）连续折腾已经够累了。其中导致他们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红卫兵”在他们住的那幢楼的阁楼抄到了一个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们家的。“红卫兵”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圆镜，解放前生产的，背面有个蒋介石相片。”

“这在当年，是不得了的事情。”叶永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红卫兵”一本正经地把这面镜子当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证“斗”他，“现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傅雷遗书开篇也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刑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更让叶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这篇长达三页的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在那样一种时刻，他写他的遗书是那么镇定，连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们是非常镇定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傅雷遗书复印件

傅雷亲笔填写的《闲散劳动人员登记表》上写着：“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叶永烈说，虽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但也是挂名虚职。“他生活靠什么？就是靠翻译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按当时的规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书的。“他的情况又不大一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又不是“右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也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曾告诉叶永烈，出版社那时劝傅雷换个笔名，这样译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这个人脾气非常倔。他说——我过去也用过笔名。但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干。他那时政治上被逼到墙角了，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 叶永烈 摄

其实，最初引起叶永烈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

傅雷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贴上了“叛国分子”的标签。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儿子，竟私自投奔到资本主义世界了！在傅聪出走之际，傅雷已经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9年，傅聪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那是傅聪出走后第一次回来。叶永烈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

看了报道后，叶永烈就想去找傅聪。“可是不行。”叶永烈只能写了篇题为《爱国的“叛国者”》的小说，小说主角是个小提琴家，正是以傅聪的经历来写的。

“在国外那么多年，傅聪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一直谨言慎行。”后来，叶永烈有机会采访傅聪，才知道傅聪的出走充满委屈：那时傅聪已经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不愿意陷入“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

傅聪在波兰的好友史大正还告诉叶永烈傅聪出走的经过，那时傅聪到了波兰的机场，飞机即将起飞，英国伦敦机场恰巧出现大雾，导致飞机不能起飞。而此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得知了傅聪出走的消息正赶往波兰机场。紧要关头，伦敦机场雾散，飞机起飞了。如果再晚一会儿，傅聪也就走不成了。

“后来我开始从傅聪注意到傅雷，大概从1982年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1983年，1984年，我幸亏开始做得早。”叶永烈向澎湃新闻记者感慨，彼时傅雷重要的亲友都还健在，还能一个个接受他的采访：除了傅聪、傅敏兄弟，还有为《傅雷家书》作序的楼适夷，在傅雷夫妇追悼会上念悼词的柯灵，傅雷挚友周煦良、雷垣、林俊卿，傅雷妻兄朱人秀，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及她之前的老保姆梅荷娣，冒充“干女儿”而保留下傅雷夫妇骨灰的江小燕……“前前后后共采访了二十几位，当时能找到的都采访了。”

“到今天，走过了半个世纪。我作为最早采访傅家的作家掌握了当时一手材料。”叶永烈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可复制，那么多傅雷的亲友也都过世了。“我把这些采访录音、资料都捐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会进行数码化，以后供后人去听。”

2020年5月15日，叶永烈先生去世。幸运的是这些资料都已经得以妥善保存。“叶先生交给上图的采访录音，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数码化。前年他本人还来看过我们的转录现场，对我们的转录设备、管理流程都很满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得知消息后他觉得很突然，“今年一月我们还去医院看过叶先生，当时他夫人还有家里保姆还说等好转了，我们再把最新的捐赠证书给他。我们一直等着他身体好转。”(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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