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沃土”起步

农村有句老话,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用这话来形容我与《农村大众》的情缘,可谓恰如其分。

我从1986年自费订阅《农村大众》,有缘识荆,从此相濡以沫,度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我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读者到一名通讯员,到一名散文作者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农村大众报这片沃土为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助我茁壮成长,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想。

初识《农村大众》,我的想法似乎很功利,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字能在这份省报上变成铅字,我的稿子能顺畅地在报上发表。一个人做什么事也不会一帆风顺,开始投稿似乎是盲人骑瞎马——乱闯,结果可想而知。逐渐的,我注意读报,悉心揣摩报纸的需要和编辑的意图。我了解到报社开展农村青年升学与就业光荣与否的征文后,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同学王文学高考落榜,回村后不甘失败,学上了钟表电视机维修技术,从而有了一条谋生门路。我把他的事迹和自己的感想写出来,怀里揣着小兔般地,将稿子投到《农村大众》。这篇稿子以《光荣与否看奉献》为题登了出来,使我从自卑中抬起头来,认为“我不比别人矮一头”。更重要的是,这篇稿子的发表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与报社没有联系,稿子也照样可以见报,靠关系靠熟人发稿的流言在我的心中站不住脚了。后来我被招聘为镇机关通讯员,更是与《农村大众》朝夕相处,以自己写的消息、通讯能够发表,感到荣幸。

其实,我对《农村大众》恋恋不舍,更是始于一颗文学初心。那时候,《农村大众》有长篇小说连载,张炜的长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就是从上面读到的,我还剪下来,仔细装订备读。前几天整理书报,翻出一沓剪下的报纸,被老鼠咬去了一角,很心疼。当时,我也很关注“沃土”文学副刊,从上头熟悉了刘玉堂的名字,本地作家王献章、曹成章,外地作者冯恩昌、孙成凤等也成为了我羡慕的对象,学习的标杆。什么时候我的名字也能上“沃土”,我的文学稿件也能登华堂呢?

1994年,是我作为一个农民通讯员被招聘到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的第二年,我在专业宣传报道工作中,仍然将农村大众报作为投稿的主阵地,刊发了不少有分量的稿件。也是这一年,我的散文《父亲的像片看盘》在“沃土”副刊发表了。有一段时间,我曾将这份报纸放在枕边,睡觉前总要抚摸一下,才能安然入梦。此后,我沉寂了6年,“新千年”在《田园乡情》刊发《荒长》《“乱点”队长》,这是我在遭遇人生挫折以后,在文学创作中写下的四十个乡村人物故事中的两个。我备受鼓舞,坚定了文学创作的决心。后来,陆续发表了《二大爷》《我父亲》《奇鹅》《白姑》等散文和小小说。2003年,还被《农村大众》评为“优秀通讯员”。

这些年,不论人生是顺境还是爬坡,不论是春花秋月还是狂风暴雨,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沃土副刊始终是我的“靠山”。我把“沃土”作为依靠,也有一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我最难的时候是“沃土”扶我走路,让我看到了希望,无须为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而后悔(“文学青年”曾是一个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自得和骄傲的名词,时移世转,现在大约贬大于褒了)。我在稍微顺一些的时候,稿子写出以后,总愿把有意思的稿子首先投稿给《农村大众》,投稿前,遣词造句,文章段落,总要反复打磨。有人眼热我是一棵“常青树”,能在“沃土”持续上稿,我以为无他,一是得编辑老师无私,热心扶持和提携；二嘛,如鱼饮冰冻,冷暖自知——源于我的无悔追求。2006年,我的小小说《树殇》在“沃土”刊发,被评为2006年度大众日报上半年度新闻三等奖。

我倾情《农村大众》“沃土”,在副刊发稿二十年没有间断。每年岁末“回头看”,沃土副刊上稿皆占有很重的分量。我从“沃土”起步,初始,像一只刚出壳的丑小鸭蹒跚学步,现在仍不能说长“硬了翅膀”,仍没有成为“白天鹅”。虽然我在《北京文学》《福建文学》《散文选刊》等发表、选载过一些稿子,仍看重《农村大众》。我的文字每在《农村大众》变成铅字,总要美滋滋地好一阵子,用老妻的话说叫做“花花了头顶”。收到《农村大众》寄来的稿费,心里也特别滋润,好像这个钱特是钱,这个钱格外当钱花。——实实在在说,是《农村大众》对作者的尊重和厚待,农村大众报拿我们“当人”,我们能不“舍命陪君子”?

在《农村大众》副刊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有实力、有潜力的知名作家,如厉彦林、张金凤等等。就是刘玉堂先生这样的大家,也对这个阵地怀有深厚感情。2019年5月底,刘玉堂先生猝逝,农村大众报编发了纪念他的“通版”,刘玉堂未完成的遗作《火车开进沂蒙山》登在头条,让我含泪拜读,唏嘘不已,也唤起了我对文学的高尚情感,更使我认识到《农村大众》是一张有情有义的报纸,爱上她,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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