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法国人类学家凯克：从动物的视角理解病毒与防疫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科学界积极探索，阴谋论甚嚣尘上，政客们引为口实。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者们而言，尽管病毒的具体演化过程尚无定论，但是新冠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已成为基本共识，目前被认为可能是中间宿主的动物包括蝙蝠与穿山甲。人畜共患病这一概念因而被推到台前，引发追问：动物是危险的病毒库吗？我们何以防范病毒难以预测的跨物种跃迁？我们应如何思考和调试人类和动物的关系？我们可以怎样理解人类社会现有的结构和体制对人畜共患病大流行所做出的不同应对？面对这样的全球危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竞争和团结？

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的新书《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Avian Reservoirs: Virus Hunters and Birdwatchers in Chinese Sentinel Posts）关注的正是相关问题。此书聚焦于SARS疫情之后，东亚地区针对跨物种传染病所做的防范研究。Keck观察并追访了微生物学家、兽医和鸟类学家们的工作，从中总结出不同的防疫策略。他尤其讨论了专家们如何转换视角，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解读世界、帮助防疫。

《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的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薄荷丛书系列推出，书封由出版社提供

澎湃新闻近日专访凯克，结合当下疫情及其新书内容进行对话。

凯克首先介绍了其新书中理解传染病应对的核心概念。他将防疫策略区分为三类：遏制（prevention）、预防（precaution）、准备（preparedness）。他强调“准备”策略最为适合应对跨物种传染病，而“哨岗”则是理解“准备”的一个切入点。其中，“哨岗”既可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也可能是人畜关系实践上的，亦可从生物化学过程理解。在回答不同国家在面对大流行病时的不同策略这个问题时，凯克提出可以从畜牧逻辑——牺牲部分、保存整体——这一源自欧洲传统的概念来进行解读。他进一步谈到各地区不同的社会历史如何影响人们想象灾难和应对疫情，并呼吁应反思这些世界想象从而更好地“准备”。随后，凯克强调人畜关系在近年的剧烈变化是导致新冠疫情发生的核心原因：野生动物减少及家畜增多导致了生物多样性降低，从而使得病毒跨物种传播机会增多。我们应当调整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将其简单视为工业商品已被证实造就灾难——我们可以从动物的眼光学习理解病毒，我们也可以将动物视为防疫哨兵与人类共同“准备”。最后，凯克谈及他关于模拟技术与疫情应对的看法，并分享了自己对疫情的个人感受及未来研究展望。 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

应对传染病：从遏制、预防到准备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的法语版标题是《瘟疫的哨岗》，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哨岗”？以及您怎么看待在这次全球大流行病中亚洲那些“哨岗”的作用？

凯克：“哨岗”这个概念，我是2003年非典之后在香港病毒学家的一篇文章里首次读到的。这篇文章把香港描述为防御动物源性传染病的“哨岗”，说香港得益于其医学传统，可以在华南地区出现动物传给人类的病菌时拉响警报，尤其针对禽流感病毒，当然还有冠状病毒。之后，我发现香港养鸡场故意不给某些鸡注射疫苗。一旦病毒侵入鸡场，这些鸡就会病死，这有助于拉响警报、禽场扑杀。这些鸡中文里被称作“哨兵鸡”。动物“应征入伍”，参与到防疫战中，这个做法让我思考良多。哨岗还有第三层意思是指在生物体内部，让免疫细胞捕捉到病毒的信息，以避免病毒引发免疫系统过激反应，而是在体内温和复制。因此，哨岗的涵义有政治、实践（ethnographique）、生物等不同层面。

很多医学史学者指出，亚洲的哨岗是殖民医疗的历史遗留。亚洲地区被武装起来，目的是当亚洲爆发瘟疫时，欧洲可以有所准备。我感兴趣的是这段殖民历史如何在当代被亚洲社会，尤其是被中国所吸收利用，以至于如今全副武装的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可以被用来确保全球卫生的有效治理。

澎湃新闻：您所说的亚洲哨岗就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台湾地区、武汉……

凯克：还要加上韩国。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韩国成功地从无到有地发明了一套检测技术，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上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中东呼吸症），甚至是新冠疫情初期犯下了诸多错误。如今韩国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被认为是及时监测到疫情的范本。

澎湃新闻 : 您在此前的文章中说武汉是哨岗之一，但是在这次流行病之初，首先对新冠病毒基因成功测序的是北京和广州的实验室。这样一来，您如何解释武汉扮演的角色呢？因为即便没有武汉，我们也能研究这个疾病。

凯克：的确。但2018年的蝙蝠病毒是在武汉被分离出来的。事实上武汉承担的是一个日常的、持续的监测工作。哨岗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生产某一个信息，而是持之以恒地生产信息。

澎湃新闻：我们现在来谈谈您新书里的一些概念。您提到“遏制”（prevention）和“准备”（preparedness），而在这两者之间，是“预防”（precaution）。能否详细谈谈这三个概念？

凯克：“遏制”措施是根据社会受灾风险的不同，对某个领土上流行病传播风险作出估算。这是欧洲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尤其面对霍乱、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时。这是福利政府的起源，政府根据统计数据，通过全民社会保障措施（la sécurité sociale）来分摊风险。“遏制”的有效性一直持续到天花被铲除。1972年天花疫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标志着遏制措施的成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遏制”措施的终结，因为天花不具备动物传人的特点，它是唯一一种我们可以连根拔除的人类疾病。

这之后，针对流行病的“准备”措施就成为了更加适合应对动物传人的疾病的手段。“准备”要求及时监测可能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出现的可能引发大流行病的潜在病毒，并控制其传播。准备工作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以不再是由国家来组织，而是通过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

至于“预防”，它是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手段。70年代时，欧洲意识到“遏制”行不通了，但是“准备”还没能全面铺开，因此就构建出“预防”这一原则，即将风险预估调到最大，以正当化国家的全面介入，尤其是大规模扑杀疑似感染的动物，比如疯牛病中的牛群和禽流感中的鸡群。

澎湃新闻：所以“预防”是“遏制”和“准备”之间的一个中间步骤，历史上也是如此？

凯克：是的。因为在欧洲，我们从19世纪中叶的“遏制”过渡到20世纪70年代的“预防”，“准备”这一手段直到2005年才进入欧洲视野，可是并没真正被整合。我的假设是，由于中国从没像欧洲这样深入运用过“遏制”和“预防”，反而很快就适应了“准备”的工作。中国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就开始了“准备”。

澎湃新闻： 这是世卫组织的功劳吗？您之前说“准备”工作是由世卫组织来操作的……

凯克: 我的美国同事指出，“准备”事实上源于美国50年代的反核武器袭击的民防技术，然后在90年代通过美国国家疾控中心（CDC）运用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准备”正是非典爆发前通过疾控中心进入中国的。非典前中国已经有了疾控中心，非典后，中国意识到应该对世卫组织施加更大的影响，因此在2006年为陈冯富珍的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推波助澜。“准备”就是这样从美国传入中国，跳过了“遏制”和“预防”这两个与欧洲相关的历史阶段。

防疫：畜牧术与狩猎术

澎湃新闻：现在我们来谈谈疫情下的国际竞争和团结。您在AOC（译注：法国思想类期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同时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是个热点。让我们先从下面这个问题谈起：您书里的概念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在面对大流行病时的不同策略？

凯克：我提到的“武汉排名”，其实是模仿“上海排名”造的词。您知道，在法国，我们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发明的指标，根据论文数量给大学排名。如今，面对新冠病毒，我们以武汉模式为标杆，给不同国家的防疫表现排名。武汉模式就是大规模的禁足措施，看起来非常有效，起码世卫组织就把此当作是世界典范。作为人类学家，我无意给国家排名，对哪些国家防疫出色，哪些国家做得不好指指点点。即便我的确认为在这场国际竞争中有赢家有输家。赢家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更是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也就是说亚洲老虎和中国狮子，输家是在它们后面亦步亦趋的欧洲小绵羊。这是个形象的说法。

而如果要认真分析欧美国家的反应，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流行病治理赌的是“畜牧”逻辑的有效与否。事实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到绵羊。“畜牧”是如假包换的欧洲传统，指的是牧人带领着羊群，并且在面对疾病时，决定哪一些羊可以被牺牲抛弃，以此来保全羊群整体上的健康。当年疯牛病和禽流感爆发时就采取了这种做法，牺牲百万只牛或鸡都不成问题。现在面对新冠病毒，牺牲最没有抵抗力的老年人来挽救经济，也就是重点保护就业人口，这是英国、荷兰、瑞典等欧洲北部国家认为合理的措施。但事实是这个逻辑很快就显得站不住脚，原因是在今天的欧洲，人命是神圣的，“牺牲五十万英国人”这种话实在不能说。

但是，毕竟还是有人曾经试图将畜牧逻辑合理化。我的观点是畜牧逻辑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一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它受到了欧洲自由主义的深刻冲击。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与流动自由（liberté de circulation 译注：这里的流动自由包含了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居住迁徙自由、商品流通自由等诸多层面）是息息相关的，而流动自由正是欧洲试图通过两个世纪的殖民行为强加给其他国家。英国正是以此为由向中国发动了战争：你不想买我们的鸦片，我们就强迫你承认吸食鸦片是一种自由。所以这里有意思的，是看到美国、英国、荷兰、瑞典以流动自由和经商自由的名义合理化牺牲民众这件事。

澎湃新闻：您在另一篇访谈里还提到通过福柯的生命政治来理解，能不能再详述一下？

凯克：生命政治是福柯用来描述19世纪初的畜牧权的一个概念。事实上福柯指出了畜牧权是基督教受到现代国家冲击后的产物。现代国家携医学知识之力，在其领土上实现了对流动自由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家把民众作为羊群来进行管理。因此福柯精确地描述了畜牧权在言论自由导向流动自由的那个当下实现的转型。但我比较感兴趣的却是所谓狩猎术，狩猎术就是所有指向动物，有助于及时监测源自野生世界的疾病的知识。福柯没有研究这一块，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论者们没办法理解非典。非典政治并非生命政治：非典来得如此迅猛，把实施生命政治治理术的现代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权力转移到了病毒猎人手上。因此我说这里起作用的是狩猎权，而非畜牧权。福柯的生命政治这个概念基于国家取代教堂时转型的畜牧权，而狩猎权指的则是狩猎者摇身一变成为科学家，如病毒学家或鸟类学家。（参见访谈第三部分）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各国对突发事件的想象不同，譬如在日本人那里灾难是跟地震联系在一起的，而法国人则会想到罢工。哪些历史、政治、经济原因造成了各国的抗疫措施如此不同？

凯克：我跟美国同事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针对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是美国50年代为了防备苏联的核袭击发明的技术，冷战结束之后，这套技术被应用到了所有风险领域，包括自然灾害、流行病、恐怖袭击。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得以将这套管控风险的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这种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也体现了美国霸权。当然，这些美国同事（我这里想到的是Steven Coller和Andrew Lakoff）并非美国霸权的鼓吹者，他们更多是被研究材料限制了视野。

我则试图观察亚洲和欧洲如何实施防控疫情的准备工作。在欧洲，对罢工的“准备”（而非“预防”）使人们得以理解有必要对可能使经济停摆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在法国，罢工在社会党和社会运动的历史上占据核心位置。比如饶勒斯（译注：Jean Jaurès，法国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就认为准备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此话题有诸多论述。在日本，可以说对地震加以准备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至于中国，我认为细菌战是自毛泽东时代和朝鲜战争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逻辑，这是一个需要验证的假设。这是答案的第一个层面，即可以根据各国发生过或想象过会发生的，会使整个国家停摆的灾难来理解它们防疫准备工作的逻辑。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毒怎么让全世界停摆，所以我们就回到本国历史上寻找灵感。

澎湃新闻：面对疫情，您如何看待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团结？ 有批评说欧洲和美国浪费了中国替全世界赢取的宝贵时间，不明白有中国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欧美反应为何如此迟缓。

凯克：吊诡的是这场危机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加速而造成的，是因为人们食用了更多的穿山甲、破坏了华中地区的森林、增加了空中交通，这种病毒才会出现并迅速地从中国传播到了全世界。 因此继续强调加速，说法国或美国的速度不够快，这有点荒谬。因为我们从这次禁足中得到的其中一个教训便是冠状病毒教会我们如何减速缓行，起码法国人现在开始这样思考了。对于世界经济而言这当然比较糟糕，因为疫情会导致破产和负债。但是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脚步放慢一点也许并非坏事。

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到武汉排名，因为经济指标不应该成为“准备”的一部分。准备工作迫使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绩效以外的思考。准备工作要求我们想象一个蝙蝠迫使人类活动减速的世界。 这个世界现在确确实实存在了，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可以想象得到，是非典让这个想象得以诞生。非典点到即止的灾难性情景，由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实现了。挽救生命当然很重要，但重点不是考核绩效， 而是对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世界的想象进行反思。

新病毒大流行：动物怎样帮助人类

澎湃新闻：作为人类学家，您如何看待人畜关系和大流行病之间的关系？

凯克：自1960年代以来，病毒学家一直在说，为了人类的肉类（禽肉、猪肉、牛肉）食用而增加动物养殖将带来新的疾病。 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只是小打小闹的新病毒疫病随着工业化养殖被放大了。作为人类学家，我做的不过是传达这个世界观。当然，冠状病毒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是通过蝙蝠传播的，但是被传统中药视为保健品的穿山甲的食用量增加仍然是放大因素之一。 如果新冠病毒留在蝙蝠中没有传播给人类，也就不会有新冠疫情。

这意味着动物向人类发出了它们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干扰。动物不停地向我们发送信号，而这次疫情中信号变成了冲击波。病原体越过物种的边界是常有的事，但这是病原体首次传播到整个地球并使世界经济脱轨而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动物通过病原体给我们发送的信号与地球给我们发送的其他信号（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都异口同声地表明，我们的发展方式正在耗尽地球的资源。

澎湃新闻：那是不是可以说，这次疫情是由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产生了变化而导致的？

凯克：完全正确。这个变化包括野生动物（例如导致新冠病毒的蝙蝠或导致禽流感的候鸟），也包括家畜。要注意到中国有穿山甲养殖场，因此野生动物与家畜的区别也越来越模糊。当禽流感病毒于1997年在香港出现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这种风险的出现，因为禽流感是一种人一旦被感染，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的病毒，即使它的感染率比想象的要低得多（感染了800人，其中约500人死亡）。在1968年的上一次大流感和1997年的禽流感之间，中国饲养的家禽数量从1300万增至130亿，即增长了1000倍。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变化体现在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少，而遗传基因越来越一致的家畜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增加了大流行病病原体传播的机会。

澎湃新闻：您说病毒学家可以采用非人类的视角，这是如何做到的？

凯克：病毒学家的方法其实就是从动物身上取样，也就是说收集鸟类或蝙蝠的粪便。然后在里面提取病毒，绘制病毒的突变图，并试图找出可能传播给人类的病毒，所有这些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这样的话这些科学家就可以追踪病毒从蝙蝠传给穿山甲再传给人类等等的路径。

一般来说，流行病学家追踪人体内的的病毒或微生物，而病毒学家可以回到动物库中，为的就是预测会传播至人类的瘟疫，他们可以想象蝙蝠如何将病毒传播到武汉市场中的穿山甲，这就是为什么说“准备”靠的是想像。我们没有物证，也无法询问每个武汉人是否购买了穿山甲（更何况贩卖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所以我们让基因序列现身说法，解释动物如何把病毒带到城里这个问题。这是我在跟踪研究病毒学家时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们的报告通常是以展示遗传数据、生物体对病毒的反应或流行病学数据开始，但经常会有那么一两张幻灯片上面画着蝙蝠或鸟，并附带解释：“如果我是一只鸟，我会如此这般地将病毒传给人类”。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可以读取基因序列，可以创建模型，但是他们也必须能够读懂其含义。想象力在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能力的问题。同时，由于科学家也会与保护动物或蝙蝠的协会合作，因此也可以重构动物的生存环境。

澎湃新闻：我们如何从这种视角转变中受益？

凯克：这些病毒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是，针对它们的最佳防御机制便是生物多样性。动物物种越多，病毒传播力就越弱，而削弱（attenuéation）是巴斯德病毒医学的中心概念。就是说，病毒其实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自我复制，它们会通过不断变异来达到这个目标。生物多样性一旦变弱，会增加病毒从一种动物身上直接转移到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动物身上的机会，后者无法识别出病毒，而岗哨也无法起到预警的作用，这样病毒就会触发有机体过激的免疫反应，有机体接纳不了病毒，而是与它同归于尽。禽流感或新冠病毒就是这么来的。如果病毒通过相似且接近的物种（例如在蝙蝠和许多物种在一起生活的洞穴中）传播，那么病毒的传播力就会被削弱。因此，针对病毒疫情的最佳保护措施并不是每次一出现新病毒就制作疫苗，因为这样成本太高了；如果每次有新病毒我们都要被禁闭六个月，然后又让制药业赶工六个月制造疫苗，我们将会被搞得精疲力尽。所以最好的保护是增强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一点，另一个重要层面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丧失生物多样性的原因就是我们将动物当成了商品，而关于商品人们看重的是其相似性，即所谓的标准化。为了确保肉类的的安全性，猪肉质量必须始终保持一致，禽肉也一样。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就将动物屠宰，就好像汽车被送到废品回收场一样。

我有一位人类学家同事曾在鄱阳湖附近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与那里的野鸭饲养者相当熟悉。中国的野鸭养殖者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抵御病毒疫情的最佳屏障。养鸭人必须采取野鸭的视角，才能让鸭群听话。而家畜则由于被完全宰制，以至几乎与商品无异。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还提到应对大流行病的措施也会影响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能否具体谈谈这一点？

凯克：应对大流行的措施可以是大规模屠宰家禽，屠宰家禽是因为我们将它们被视为商品。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措施是疫苗接种（这是新书第一章的内容）。给动物接种疫苗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像我们一样遭受疾病的侵扰，相对而言这个措施已经更尊重动物了。给动物接种疫苗的问题在于，打过疫苗的动物无法再被出口。还有我认为更尊重动物的第三种措施，那就是将它们视为哨兵。这是我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身上学到的：如果我们将动物视为哨兵，那么它就不再是商品，而成为了帮助我们监控工业化饲养业的士兵。如果我们将动物视为跟我们一起抗疫的士兵，我们采取的视角就更接近那些会对动物产生感激之情并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起平坐的生物的猎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哨岗所对应的是狩猎术。因此，有点诡异的是，抗疫措施可能导致畜牧术升级（譬如大规模屠杀牲畜），也有可能导致狩猎术升级（譬如布置岗哨）。

模拟与未来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也专门谈到了“模拟”，如今我们看到，计算机模拟技术正在引领世界对疫情作出反应。当谈论可能的死亡率、病床使用率、病毒来源等等重要问题时，我们都在借助计算机模拟研究的预测和分析结果。您能否谈谈，我们可以怎样理解政府决策中这种模拟和预测的作用？

凯克：我的书里区分了两种模拟：桌面的以及实地的。桌面模拟指的是在电脑上通过模型去描述疫情，并由此引导决策者行动。实地模拟指的是医院员工通过演习特定情境，从而学习怎样应对潜在疫情。两种模拟的目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去练习管理紧急情绪，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它们与“仪式”进行比较。但是桌面模拟更适用于模拟病毒的动物起源，而实地模拟更适用于模拟人类对于病毒的反应。

澎湃新闻：如今普通人也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去讨论“拐点”或者“拉平疫情曲线”了。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种科学想象和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呢？

凯克：这些关于“曲线”的讨论展示出了数学模型和模拟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而这正恰恰体现了“生命政治”。我们几个月前还并不知道这个病毒，但是如今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共意见发表者们都在盯着这些流行病学模型，仿佛它们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新圣经。数学模型们可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它们更经常遭遇失败。然而，“预防”政治解释了为什么流行病学模型的成功恰恰建立在其失败之上：死亡数字没有如模型预测的那样高，而这被归因于政府行动得到、防疫成功。

澎湃新闻：这次全球疫情让您感到意外吗？

凯克：我和大家一样，对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感到非常意外。 它刚爆发时致死率很低，感染的也主要是老年人。1％的致死率跟同类病毒相比是很低的，埃博拉病毒是90％，禽流感病毒是70％，非典是10％。 所以一开始我们认为不算严重。然后我们看到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并成功遏制了这一流行病，就认为在欧洲也不会有事。之后轮到我们这里了，然后是美国。这场危机的规模完全无法预测，令人十分震惊。

话说回来，只要看一下我研究过的40年以来关于流行病的假想，就会发现现状实际上就是假想成真，完全证明了病毒学家并非杞人忧天。我作为人类学家一直在研究病毒学家，但就像人类学家研究萨满一样，实际上并不相信他们。没想到病毒学家是正确的，也预料到了这一切。这不是给阴谋论提供证据，预言正确并不意味着有人可以故意放出导致了这一切的病毒。导致现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果链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个因果链在他们的预料之中。这个从想象到现实的过渡非常令人惊讶。

澎湃新闻：经历过这次疫情后，您是否有想过要为您的新著作添加、补充什么内容？

凯克：这次疫情不断给我的分析添砖加瓦。新书的英文版已于一月份出版，法文版也已于二月底完稿，可惜的是禁足结束前无法出版。所以，我补充了一篇关于哨岗和吹哨人之区别的后记。

但确实，如今对国家之间的团结还有物种之间的团结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新的分析。

我也启动了一个关于动物贩卖市场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了解穿山甲以及各种野生物种是如何来到华中地区的市场上的。 这是一个研究的新篇章，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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