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内心的召唤

如今严肃文学已经小众了，而乡土写作则是小众中的热点。

前不久在世界文学公号上读到一篇文章《词（物）的迷恋者纳博科夫》，以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为模型，讲述了纳博科夫的文学风格与艺术追求。精当，精准，精确，叹为观止！让我愕然的是，作者居然是土里土气的梁鸿——此前，我并不知道，文艺批评正是梁鸿的本职专业。

所谓“土里土气”的印象来自《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这两本非虚构典范之作以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客观与真实，记录中国乡村历史变迁。

顺藤摸瓜，读了梁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如何来评价呢，我想了半天，只能说，评论家写小说，后果很严重。她的二部长篇《四象》今年3月出版，讲述了吴镇人悲喜人生的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4月再版，我就没有再掏银子了。

连研究纳博科夫这样时尚洋气的文艺批评学者都“出轨”，投身乡土了，原本就以乡土文学起家的作家们就更是“故土难离”了。

检索梁鸿，还有一个惊奇发现，她还是贾樟柯镜头下的主演。

2020年年初，贾樟柯最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贾平凹、余华、梁鸿为重要叙述者，主演还有苏童、莫言等。

2019年5月，几十位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影片以此为序曲，交响乐般的以18个章节讲述出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一起，重新注视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让影片成为一部跨度长达70年的中国心灵史。这显然是楔入当代文学史的另类文学事件——在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家念念不忘的是乡村与故土。

无论是贾平凹、莫言、梁鸿，都是二十岁上下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城市人，以他们当下的年龄来算，乡村生活只占生命历程的一小半，三分之一，而且占比会越来越少。他们全程经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城市最初的边缘人起步最终杀入并占据了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高地，是比绝大多数城市人更精英化的城市人，城市化的“现在进行时”题材的诱惑，为什么就无法与乡村的“过去时”题材的魅力相抗衡呢！

当然，即便他们写乡村，也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既然能写乡村社会生态的坍塌和流变，为什么不能正面书写城市的崛起和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的人性故事呢？

作为文艺理论教授，梁鸿自然熟稔那些呈现西方城市化进程的现实主义杰作。广为人知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德莱塞的美国三部曲，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等，都是跨越几十年和几代人的作品，体现社会变革下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

我想，除了文学功利和技术原因，更重要的是情感因素。乡村是乡土作家的生命之根，是精神的庇护所，是他们最深沉的情愫所在。

梁鸿是扬短避长，以评论家的思维模式来写小说《梁光正的光》的——我总觉得有一种非虚构的影子，贴地三厘米，文学的想像力没有漂浮起来，更谈不上飞扬了。如果说纳博科夫用科学的精确和文艺的激情，将老套甚至低俗的《洛丽塔》故事演绎成了华丽绚烂的音乐和绘画，那么，《梁光正的光》就是从不同的叙事角度，以文学风味十足的散文化语言包装的社会学田野调查。这是一部真挚感人的优秀作品，只是小说味道不醇厚。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写到，担心回到棣花镇后被邻居们对号入座进而抱怨指责，实际上，家乡早已物是人非，即便还有故人，又有几人看小说?贾平凹忐忑不安地回到故乡，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了，自作多情了，宽慰之余又难免失落。

贾平凹为父老乡亲而写，但是他的读者群主要还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如果他意识到内容与受众的巨大错位并加以弥补，可能就无法取得今天的写作成就了。

无论是梁鸿还是贾平凹，作为具有精湛深邃的文学史视野的作家，遵从内心情感的推动是创作成功的首要前提。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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