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 为何“钜公辈出”？

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最近开播，这大概是仁宗皇帝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充当主角。

事实上，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一位皇帝。

赵祯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

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

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义永昭陵。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

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有时候这两种角色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公元2020年，恰值仁宗诞生1010周年。谨以《宋仁宗：共治时代》，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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